把时间当作朋友
记录时间
可是，有着这种习惯的我，在读过《奇特的一生》之后，却被柳比歇夫的大师境界吓了一跳。过了差不多两年，重新读它的时候，我惊讶地感叹：“啊？我太笨了！这些我早应该明白的啊！”
柳比歇夫的日志，是“事件-时间日志(11)”。他的方法要比李敖的方法更高级。李敖的事件日志，往往只能记录事件的名称，是一种基于结果的记录；而柳比歇夫的事件——时间日志是一种基于过程的记录。它们的细微差别在于，基于过程的记录要比基于结果的记录更为详尽。
权摘抄《奇特的一生》中柳比歇夫的日志为例。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分类昆虫学（画两张无名袋蛾的图）——三小时十五分。鉴定袋蛾——二十分（1.0）。
附加工作：给斯拉瓦写信——二小时四十五分（0.5）。
社会工作：植物保护小组开会——二小时二十五分。
休息：给伊戈尔写信——十分；《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分；列夫·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一小时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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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二十分。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分类昆虫学：鉴定袋蛾，结束——二小时二十分。开始写关于袋蛾的报告——一小时五分（1.0）。
附加工作：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六页——三小时二十分（0.5）。
路途往返——（0.5）。
休息——剃胡子。《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五分，《消息报》——十分，《文学报》——二十分；阿·托尔斯泰的《吸血鬼》，六十六页——一小时三十分。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沙皇的未婚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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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四十五分。
基于过程的记录，不仅更详尽，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好处——结果不好的时候更容易找到缘由。想明白“基于过程的”与“基于结果的”两种记录之间的区别之后，我开始尝试着在自己记录的每个事件后面加上时间。
实践了不到两个星期，我就体会到这种新的记录方法的另一个巨大好处：它会使你对时间的感觉越来越精确。前文讲过，每个人都会感觉“时间越来越快”，以及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而这样的感觉会使我们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焦虑。焦虑本身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带来负面影响。通过实践，我发觉这种基于过程的事件——时间日志记录可以调整我对时间的感觉，在估算任何任务的工作量的时候，都更容易确定“真正现实可行的目标”。此外，相对准确的估算又使得目标基本上都可以达成，由此可以算是“战胜了焦虑”。
详细的记录令我获益匪浅。事实上，每个人都多少明白记录的重要性，可做记录的人并不多。举例来说，大部分人听说过“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可是意识到应该记录账目、管理金钱开销后，仍然只有少数人做得到。这是为什么呢？发生这种现象最明显的原因是，记账并不轻松——不仅要在花销的当时记录下来，还要时常整理、分析，这使得许多人觉得记账麻烦，继而放弃。面对实实在在的钱款尚且如此，面对难以触碰的时间就更是随意了。
对话与沟通
原则
参见瓦茨拉夫·哈维尔制定的《对话守则》：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不做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记录。
8．尽量理解对方。
其他
对很多人来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最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做法(2)。其实，苏洵(3)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并非到此为止，而是有下文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当一个人不被认为是“能说那话的人”时，一般不大可能“百人誉之”，不是“百人毁之”就很好了。不被理解、不被合理评估对任何人来说都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烦恼和痛苦。情绪的波动必然会干扰理智，进而影响表现——无论是学习上、工作上，还是生活上。《论语》(4)里有一句话：“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5)”这是说要分辨谈话的对象。可事实上，在分辨谈话对象之前很可能要先分辨自己，所以，“可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言而言，失言”。
双方想要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理性讨论基本原则(9)”。例如：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能随意作出判断；有了确凿的证据，就算结论令人难以接受也必须接受；错了就要承认并进行改正；对了也好，错了也罢，不许向对方进行人身攻击，对事不对人；谁有道理就听谁的；如果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那就要看谁的理由更站得住脚，谁的结论更实际；如果双方的提案都不好，那么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
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看到有意义的讨论。大多数人由于种种原因并不重视“共同遵守理性讨论基本原则”，动不动就忽视、放弃、违背这些原则。有多少次，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本来就是这样的！”“就算道理是那样，我也无法接受！”“滚！”“放屁！”“傻屄！”“你自己看着办吧！”“行行行，就你最聪明！”“我不管了！”……
我很小的时候并不知道，某个基本原则被忽视、被放弃、被违背时都是有明显信号的，就好像上面罗列的那样。等我有能力把这些原则想清楚并分类之后，我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向那些忽视、放弃、违背基本原则的人清楚解释我们的现状，再把讨论拉回正轨——当然，许多年的挣扎被证明为徒劳。
如果我们作为讨论的一方，发现对方已经不再“遵守理性讨论基本原则”，那么就马上停止讨论吧，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讨论的对象。就算对方不依不饶，我们也应该回避、回避、再回避，因为接下来的任何过程都已经不再是“讨论”，而更可能是仅仅为争而争的“争论”了。这种争论的害处很多：浪费时间，影响情绪，把对方变成敌人，失去更多朋友……
如果我们作为讨论的一方，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已经不再“遵守理性讨论基本原则”，那么就马上停止讨论吧，因为我们也已经不再是“讨论者”，而更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为争而争的“争辩者”罢了。这并不说明我们傻，也不说明我们笨，只说明我们的提升余地还很大。每个人最终拥有的能力都是依靠积累获得的。积累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想明白这件事，就很容易做到心平气和(10)，不至于像挨了打却又无能为力的孩子一样生自己的闷气然后开始仇视社会。这样的结果能说明的是对方确实更强大（至少在目前这个特定的方面），但想明白了就知道，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他的强大同样是并且只能是依靠积累获得的——没什么可不服气的，回去继续修炼就好。
话题
兴趣
经常有学生向我表示他对目前的专业没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某某专业。看得出来，这些人常常不快乐，因为他们（觉得）正在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然而，事实果真这样吗？不客气地说，在 99％的情况下，并非如此。
首先，这些人其实并不是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没有兴趣，而是没有能力把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做好。几乎没有人会喜欢做自己做不好的事情，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尽量回避自己的短处：跑调的人通常不大喜欢与朋友一块去唱歌；牌技差的人往往不情愿被叫去补缺；不擅交往的人通常开会的时候选择坐在角落……当然，有少数人例外，这只是因为他们并不自知：跑调的居然是麦霸；牌技很差的总是组织牌局又无牌品；不擅交往的又爱出风头招人厌烦。但不管整体怎样，对一个人来说，一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不喜欢做某件事情，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件事我没有做好？若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而不喜欢，就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做好这件事情究竟对我有没有意义？如果有，那就努力做，直到做好为止，没有其他选择。反过来，自己做得挺好，但就是不喜欢，纯粹因为那件事对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事实上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直接换一件事情做吧。谁能逼你去做一件你确实不喜欢做的事情呢？退一步说，如果你被逼着去做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应该也会有些兴趣的。
其次，人们总说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其他事情。可事实上，出现这种感觉应该仅仅是因为还没有开始做那件事情，也还没有在那件事情上遭受挫折而已。其实，很多人真的放弃原来做的事情，转去做新的“真正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想要做好这件事情同样困难重重，挫折不断。没过多久，这些人又会因为做不好这件事情而对其失去兴趣，然后开始幻想做另外的事情，并且将这一行为“合理化”：“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1)”
综上所述，我觉得，兴趣并不是很重要，至少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重要。对一个人来说，某件事情只要能做好，并且做到比大多数人好，他就不会对那件事情没兴趣。我有时候会看到，某些父母打着“培养孩子兴趣”的旗号教育孩子，面对这种情况，我能做的只有赶紧闭上眼睛——不愿意看到孩子就这样被“害”。但是，闭上眼睛却看得更清楚，因为我太容易想象出那需要很多年才能最终显现的，且由于早已逝去多年而遗忘了原因的最终结果。培养孩子的兴趣，不是买来一架钢琴或者一本书就可以的。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孩子的情况，选出孩子最可能做得比别人好的事情（这很可能已经是极其耗时费力的了），然后绞尽脑汁让孩子学得会、做得好、做得比一般人好、做得比谁都好——兴趣就自然出现了。
说来说去，是顺序出了问题：往往不是有兴趣才能做好，而是做好了才有兴趣。
人们总是搞错顺序，并对这样的错误毫不知晓。虽然并非绝对，但完成大多数事情，确实都需要熟能生巧。做得多了，自然就能擅长；擅长了，自然就做得比别人好；做得比别人好了，兴趣自然就浓起来了，而后就更喜欢做、更擅长……进入良性循环。可是，做得多，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所谓“没兴趣”，往往不过是结果，如果将它当作“不去做好”的理由，最终的惩罚就是大量时间白白流逝。
人脉
观点
有一次在北大举办讲座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学生，他问我：“老师，你说是认真学习重要，还是经营人脉重要？”看着他一脸大杂烩的样子，我先拿出本子记下了这个问题，然后对他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我会仔细写篇文章放在网上的，跟着给了他我的网志地址。最后，我又补了一句：“相信我，所谓的人脉就算重要，也根本没他们说的那么重要。”
到书店里看看吧！在某个专柜或者专区里，有多少书的书名中有“人脉”二字？太多了。《人脉：关键性关系的力量》、《人脉圈：人脉决定输赢，人脉决定命运》、《人脉是设计出来的》、《赢在人脉》、《打造黄金人脉》、《90 秒建立职场人脉》……书名中有“人际关系”的就更多了。我写这段话的时候，在“当当网”上搜索“人脉”，可以找到 521 个结果，搜索“人际关系”，可以找到 4949 个结果，而搜索“成功”，可以找到 53879 个结果……
可这些书中有比例不小的一部分都充斥着逻辑混乱的论证和推理，这些随处可见的胡说八道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胡说。以下从某本书里摘录的文字还不算是最过分的：
中国，最奇妙的现实问题是讲“面子”，这种典型的例子不但在政治界经常可以看到，在商业界更是多见。比如说，你想把商品推销给客户时，另外一家公司也在作同样的竞争，估计胜负情势是四比六，对我方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一位支持者，而其“面子”能够通达客户的高层，那么只需凭此人的一句话就可转败为胜了。我们再举个例子，假如你想向公司提出一个方案，而意见是不是能够被采纳，就要看公司里有多少人愿意帮你的忙，愿意支持你，即可大致估算出结果。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现实面。如此看来，“由支持者的多寡可以判定其是否为能干的生意人”的说法并不为过。事实上，被称为“办事高手”或是“能干”的人都具备一个条件，就是在公司内外有许多人事“通道”，也就是说，他的人脉很广，“面子”很大。
而在一小段文字里面可以做到谬误连连，其实也不是很容易。
……如果你有一位支持者，而其“面子”能够通达客户的高层，那么只需凭此人的一句话就可转败为胜了。
除了“腐败”之外，在正常的世界里，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
……假如你想向公司提出一个方案，而意见是不是能够被采纳，就要看公司里有多少人愿意帮你的忙，愿意支持你，即可大致估算出结果。
“意见是否会被采纳”，在正常的世界里，关注点应该是那个意见本身的道理吧！如果那个意见考虑得非常周全、有明显的好处，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吗？
用“面子”就可以获得一切，想得美！
让我们从头细说。
先动脑思考一下：我们愿意与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从幼儿园开始，每个人就都已经有了一些选择朋友的原则——尽管并不自知。事实上，资源分布的不均匀，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依附关系。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幼儿园里玩具多的孩子更容易被其他孩子当作朋友。那么，玩具最多的孩子朋友最多吗？答案并非肯定。
我曾经有机会、也恰好愿意多花一点心思与我遇到的那个“玩具最多的孩子”交谈。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在他的心目中，与所有成年人一样，“朋友”被划分为“真正的朋友”和“一般的朋友”。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我姑且把那个玩具最多的孩子叫做“小强”。
我发出询问后很好奇，但也耐住性子等待小强告诉我谁是他“真正的朋友”。最终，他告诉我，他真正的朋友只有两个，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你认为那个男孩是你真正的朋友？”小强一秒钟都没犹豫：“他从来都不抢我的玩具，他跟我换。”我又问他：“那，为什么你认为那个女孩是你真正的朋友？”这次小强踌躇了好一阵子，在确定我会给他保密之后，磕磕巴巴地说：“她好看……我把新玩具全都先给她……”我笑了。过了一会儿，我问：“她觉得你好看吗？”小强愣了一下，满眼的无辜：“不知道……”我又问：“那她现在手里的玩具是谁的？”小强突然显得很紧张：“不是我的。”我决定不去问那女孩问题了。
基于种种原因，生活中广受欢迎的人总是少数。但同样基于种种原因，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那些少数派们是如何理解他们的行为的，从小强的这个事例里就可见一斑。刚才小强说他那个“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抢”他的玩具，而是跟他“换”。注意这两个词。
我们暂且不讨论所谓的“心计”。确实，有些人有很深的城府，他们可以用常人想不出来的，或者常人就算想得出来也做不到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只讨论最普遍的情况。
所有的人都喜欢并重视甚至偏爱一种交换——公平交换。小强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所拥有的玩具数量使他从概率的角度出发很难遇到可以和他“公平交换”的人，因为绝大多数孩子没有多少玩具，甚至干脆没有玩具，这些孩子实际上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与他进行“公平交换”。对他来讲，不公平的交换，等同于“抢”，没有人喜欢“被抢”。而与他换玩具的那个男孩，让小强感受到公平。小强也有自己想要但手里没有的玩具，所以，他也愿意去“换”，而不会去“抢”，因为他自己就不喜欢“被抢”——然后，把最新的玩具都给那女孩先玩……
尽管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但他们的所谓“友谊”实际上只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交换关系”。可如果某人自己拥有的资源不够多、不够好，那么他就更可能变成“索取方”，做不到“公平交换”，最终成为其他人的负担。这个时候，所谓的“友谊”也就慢慢无疾而终。当然也有持续下去的情况，但与其说这是由于另外一方珍视友谊，还不如说这是另外一方在耐心等待下一次交换，以实现“公平”。电影《教父》(1)里就有这样的桥段：棺材铺的老板亚美利哥·勃纳瑟拉(2)决心找教父柯里昂(3)替他出气并为自己的女儿讨回公道的时候，亚美利哥就是“索取方”。许多年后，教父柯里昂终于在一个深夜敲开了亚美利哥的门……
可以想见，资源多的人更喜欢也更可能与另外一个资源数量或者质量对等的人进行交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平交易”更容易产生。生活里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哪怕是在校园这个“交换”本质体现得不是那么明显的地方，同样性质的行为也并不鲜见。例如，某系公认的才子与其他系公认的另一个才子会“机缘巧合”地邂逅并成为“死党”，俗话说的“英雄所见略同”可能就是他们一见如故的原因。如此，他们之间的谈话及任何其他活动，往往都会让他们觉得非常“投机”。仅举一例。
在 1982 年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上，沈南鹏(4)和梁建章(5)这两个“数学神童”同时获奖。当他们第一次相识时，这两个懵懂少年绝不会意识到，17 年后他们会联手创造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一个奇迹。
不是因为他们要好才各自变得优秀，而是因为他们都很优秀才会非常要好，进而碰撞出绚丽的火花。
反过来说，这些公认为优秀的人，往往并不“低调”，也不“平易近人”。他们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们无意去惹恼身边那些在他们看来“平庸”的人，只不过他们无形中有这样的体会：与这些人交流，沟通成本太高。这些人当中不多见的那些心态平和者，一般都是经历了波折，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保护自己。他们发现，有些误解根本没机会解释。于是，他们开始“谦虚”，他们学会“低调”，他们显得“平易近人”。
许多年前我就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会在别人求助于我，而我内心其实非常抵触的时候，因为怕别人说我是“不够意思的人”，硬着头皮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我在一次深感受伤的时候有了一个闪念：原来这种尴尬并非来自我没有“乐于助人”的品性，其原因是我的精力并不足够旺盛，无法在将自己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的同时，拿出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帮别人做事——事实上，我自己根本已经是个正在“过河”的“泥菩萨”了。想多了之后，我甚至开始怀疑雷锋的领导是否太白痴，因为他没有给自己的下属分配足够的工作——这是那天晚上于我来讲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我发现我正在独立思考。
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前提。从我重新思考“雷锋的领导”那天开始，我就主动挣扎着去学习如何做事量力而行了。说起来好笑，我自己的智商实在是有限，有限到过去竟然没想过“量力而行”是如此高难度的行为模式：第一，承认自己能力有限；第二，不怕在别人面前露怯；第三，敢于不去证明自己是“好人”……
从这个层面上讲，的确往往只有优秀的人，才会拥有有效的人脉。而且，正因为这些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要回避“不公平交换”的企图，他们会更加注重自身的质量，知道“不给他人制造麻烦”、“独善其身”是美德，这也体现了常言说的“事多故人离”。而那些不优秀的人，往往并不知道这样貌似简单的道理，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状况使他们只能扮演“索取者”的角色，进而把每一次“交换”都变成“不公平交换”，发展到最后，极有可能导致交换落空，因为谁都不喜欢“不公平交换”。他们每次落空的交换都会进一步给自己造成损失，使他们拥有的资源不是数量减少，就是质量下降，继而使他们沦为“索取者”的可能性变得更高——恶性循环。
还有一些人，过分急于建立所谓的人脉，甚至全然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人们常用一些专门的词来描述这样的人，例如“谄媚”、“巴结”、“欺下媚上”甚至“结党营私”等。这样的人，往往也不是他们自己故意非要如此不可，他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过于渺小，所以才希望借助其他力量。而一个人的能力越是渺小，他的欲望就会显得越发强烈。这些人的特征非常明显，其中之一是：他们会在生活中经常有意无意地用亲密的方式提及大家仰望的人物，无论他们与这些“大人物”是否真的存在私交密往。在中文语境里，他们就会只说名字而不说姓氏：李开复(6)不叫“李开复”，在他们嘴里是“开复”；李彦宏(7)不叫“李彦宏”，在他们嘴里是“彦宏”；沈南鹏不叫“沈南鹏”，在他们嘴里是“南鹏”；最近我听到更恐怖、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小俞”（俞敏洪(8)）、“小邓”（邓峰(9)）、“大想”（李想(10)）……
补充
从整体上看，人脉当然很重要。不过，针对某个个体来说，比人脉更重要的是他所拥有的资源。有些资源很难靠白手起家获得，例如金钱、地位、名誉。然而，有些资源却可以轻易从零开始积累，例如一个人的才华与学识。才华与学识，是一定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一个人的心智能力一旦正常开启，他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的世界里，只要正常地努力，并且有耐心和时间做朋友，很容易就能成为至少一个领域的专家。努力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辛苦，说出来只不过是——每天至少专心学习、工作 6 小时。可是，努力需要的耐心，却远比多数人想象中来得巨大，“要与时间相伴短则 5 年，长则 20 年”。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多年前智商平平的我不是很容易能想明白或者轻易预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的身边都是优秀的人，就往往会出现没有人求他帮忙的景况，因为优秀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以耽误别人的时间为耻，同时，这些人恰恰因为能够独立解决遇到的问题才被其他人认为是优秀者。
如果有一天，某个人经过长期的积累，真正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他必会惊喜于真正意义上的、有价值的、所谓“高效”的人脉居然会破门而入。他所遇到的人将来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层面和意想不到的方向，而他自己也不再是过去一无是处的“索取者”，他扮演的将是“乐于助人”的角色——很少有人讨厌善意的帮助，更何况这个人是被我们找来提供帮助的。
甚至，这些优秀的人会获得意外的帮助。一个优秀而有价值的人，自然会引来其他很多优秀而有价值的人主动为其提供帮助，而这时候的帮助往往是“无私”的。正如没有哪个医生会在救死扶伤之后仅仅因为酬劳太少而恼羞成怒一样，那些品质磨炼到一定程度、境界豁达到一定层次的人，往往真的可以做到“施恩不图报”，因为对他们来讲，能够有机会“验证自己的想法”就已经足够重要、可以令人身心愉悦了。同时，被帮助的一方也正因为并非寻常之辈，所以一定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理，最终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又因为“沟通成本几近于零”，整体效果自然是“交流收益相对无穷放大”——良性循环。个中生活智慧在于：集中精力改变那些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暂时忽略那些自己不能改变的事情。专心打造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独立的人，比什么都重要。打造自己，就等于打造自己的人脉——如果人脉真像传说中那么重要的话。其实，我总觉得关于人脉导致成功的传说虚无缥缈，不过是些不明真相的人臆造出的幻象罢了。
特别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我们从此就不用关心身边的任何人了，或者说从此就无须与任何人打交道了。与人交往也是一种需要学习，并且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实践的技能。我只想说：别高估自己，误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妥善地处理与身边所有人的关系。浏览一下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吧！有多少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我至今只听两三个人这样回答：“最长时间没联系的，也不超过两个星期。”而这些人中还有一个是特别固执且特殊的人——他的手机通讯簿里总共才有 22 个名字。
毕淑敏(11)在小说《女心理师》的自序中曾经提到：
……我学心理学课程一事，纯属偶然。朋友××摔断了腰椎骨，打了石膏裤，瘫躺床上三月。我在自家墙上的挂历上写了一行字：“每周给××打个电话。”我当医生出身，知道卧床不起的病人非常寂寞，希望能躺着聊聊天。后来我就按照挂历上的提示，每周都给这个人打电话，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尽管我很忙，还是会多磨蹭一点时间，让她开心。后来有一次，她随口说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教授林孟平到北师大带学生……我问，我能跟她学习吗？朋友说，那可不知道。后来感谢那位朋友说，我能学心理学，多亏你摔断了腰。
我由此领悟，真正的关心最终只有一种表现：为某人某事心甘情愿地花费时间，哪怕“浪费”时间。
这也很容易理解。当我们把时间花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相当于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生命的一段——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那个人和那件事都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真正的好朋友”谁都只有几个而已。
这实在是一个大到足以写两本书的话题。碍于篇幅，我只能提供两个简单但实践起来并不那么容易的建议：
专心做可以提升自己的事情，学习并拥有更多、更好的技能，成为一个值得他人交往的人。
学会独善其身，以不给他人制造麻烦为美德，用自己的独立赢得尊重。
效率
每个人都想提高效率，可奇怪的是，那么多所谓的“专家”怎么会常常忽略一个很简单又很明显的事实：没有任何机器可以一直用 100％的功率运转，人也一样。
记住，任何人都不可能 100％地有效率，至少不可能总是 100％地有效率。
有些时候，我们会非常有效率，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维持。如果一个人强迫自己一定要如此，那么他必然会像那些始终用 100％的功率运转的机器一样，由于损耗太大而提前报废。
我常常看到一些学生做出长达几页的任务列表，这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计划自己根本完不成的事情。每个人的能力、效率都存在一个上限。让我们看看柳比歇夫(1)这个一生有无数成就的人是怎么说(2)的：
纯时间要比毛时间少得多。所谓毛时间，就是你花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
常常有人说，他们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人可能是有的。可是拿纯时间来说，我一天干不了那么多。我做学术工作的时间，最高纪录是 11 小时 30 分。一般，我能有七八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最高纪录的一个月是 1937 年 7 月，我一个月工作了 316 小时，每日平均纯工作时间是 7 小时。如果把纯时间折算成毛时间，应该增加 25％到 30％；我逐渐改进我的统计，最后形成了我现在使用的方法……
当然，每个人每天都要睡觉，都要吃饭。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用在标准活动上。工作经验表明，约有 12 至 13 小时毛时间可以用于非标准活动，诸如上班办公、学术工作、社会工作、娱乐，等等。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做时间预算的时候，一定要留有空间。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肯定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所以要留出时间处理这些意外事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使用适当的方法休息、放松，以便恢复精力，在良好的状态下做更多的事情。一个人除了工作、学习之外，一定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其他活动。例如，我常常劝大学生们一定要在大学毕业之前轰轰烈烈地爱一场，或者至少要偷偷摸摸地恋一次，就是这个道理。
要做一个正常人——这是每个人的权利。一个正常人，每天都要做很多工作和学习之外的事情，例如：喝点茶或者喝点咖啡，甚至有些人是必须喝点酒的；读读报，翻翻闲书，当然，更多的人喜欢看看电视或者电影；散散步，爬爬山，还有一些人会很规律地去健身房确保自己的身体一切正常；男人看看姑娘、女人瞄瞄帅哥，毫无疑问，对成年人来讲，保证规律而健康的两性交往，对心理健康很有帮助……
如果一个人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工作和学习上，那么他是以工作成就为导向的人；如果一个人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享受欢乐上，那么他是以生活满足为导向的人。每个人都不相同，有些人可以在工作和学习上获得更多的乐趣，有些人则会在生活琐事中获得更多的幸福。
所以，你需要确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鱼和熊掌确实不可兼得——你必须选择。这也会使你非常清楚一个简单的事实：选择意味着放弃。选择做某件事情，可能就不能去做另一件事情——哪怕你觉得你可以一起做两件事情，实际上你也已经不可能同时做第三件事情了。
这时候，黄金分割率(3)可以作为一件趁手的工具。如果一天你可以规划的时间有 10 小时，并且你确定自己是以工作成就为导向的人，那就这样规划吧：用大约 6.18 小时去工作和学习，而用剩下的大约 3.82 小时去享受欢乐——你毕竟是一个正常人。反过来，如果你确定自己是以生活满足为导向的人，那就这样规划吧：用大约 6.18 小时去享受欢乐，而用剩下的大约 3.82 小时去工作和学习——你毕竟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
每个人专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少数情况下，一个人可以专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看看那些几天几夜打麻将的人，那些每天除了吸毒什么都不做的人，那些长时间坐在计算机前玩游戏的人就知道了。不过，这些都是负面的例子。通过前面阐释的那些道理，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本质上应该是“被自己的大脑所控制”的人，而不是“控制自己的大脑”的人。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这样的人心智发育不是很健全，因为他们太容易满足并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感官刺激，而很少甚至无法感知那种需要通过复杂的劳动才可以获得的心灵上的愉悦。
相信我，通过一定的练习，你肯定能做到摆脱你的大脑的控制，进而完全控制它，或者至少做到部分摆脱你的大脑的控制，进而拥有一些控制它的能力。我们通过什么方法确信自己做到了或者至少部分做到了这种控制呢？很简单：看看每天自己做的事情里，有多少是尽管无趣却非常重要的，有多少是非常有趣却不重要的。如果我们一整天都在做那些非常重要但可能并无乐趣的事情，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大脑的控制，进而成为大脑的真正主人了。
在这一点上——其实这世间的绝大多数事情都是一样的——不见得一定要做到极致才可以。简单地说，如果满分是 100 分，还是可以按照黄金分割法，做到 61.8 分就够了。因为 61.8 分以上的成绩，必须放弃很多才可以获得。不信的话，看看那些奥运冠军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体很少不带伤。当然，更多运动员会由于伤病或其他原因提前退出，而一般人却不可能认识他们——能够被人们记住的都是那些坚持到底并获得冠军的运动员。这里说的“坚持到底”，不是指他们的毅力，而是指他们的运气。要知道，那些不得不提前退役的运动员很可能有着超强的毅力。即使是获得了冠军的那些运动员，也很可能根本就是在透支自己。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他们不可能一辈子保持那种状态。
很多人半途而废，往往是因为把目标设定得太高，同时又对达成那么高的目标要付出的代价缺乏清楚的认识。这足以体现“自知之明”的重要性。我常常觉得，很多快乐是建立在“自知之明”上的。我知道自己的优点是什么，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不大可能做白日梦。例如在我当英语老师这件事上，一方面，我知道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自己的某些局限使我不会在这个领域成为俞敏洪式的人物。那又怎么样呢？我一样过得很好。平庸的人也有权利快乐。
当我开始定期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肌肉基因其实很好——我只要稍加锻炼，就可以使肌肉非常饱满。但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不想练成健身教练那样，因为我知道，练成健身教练那样，需要每天练两次，每次至少花费 150 分钟以上，一天至少五餐，睡眠时间不能低于 9 小时。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情况是，健身教练的收入往往不高。我考虑了一下，认为我不能用我的时间和收入换取健身教练一样的身材。并且，我又何必一定要在身材上拿 100 分呢？61.8 分就是我现在这样子：身高 1.72 米，体重 75 到 80 千克，腰围 72 厘米左右——挺好。
还记得正态分布曲线吗？
讲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许多人读过很多时间管理类的书，却最终一无所获了吧！他们之所以觉得那些书没什么作用，其实不见得是那些书上写的道理不正确(4)，问题出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竟然每一次都给自己定下 100 分的目标！就算书上的内容是正确的，但由于实践的方法不合理，结果也很难让人满意。当然，很多时间管理之外的、原本应该特别有用的书，无数人读过之后并没有多少收获，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请再次拿出纸和笔，罗列一下那些尽管无趣，但实际上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吧！如果你是一名学生，那件事情可能是背英语单词；如果你是一名教师，那件事情可能是给学生批改作文；如果你是一名程序员，那件事情可能是给代码写详尽的注释；如果你是一名业务经理，那件事情可能是给你那挑剔的上司写下一年度的预算……
不管怎样，挑出一件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然后给自己做个时间表，保证自己在未来的一个星期乃至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至少专注于这件事情 2 小时——当然，如果能做到专注 3 小时更好。相信我，大多数情况下，2 小时已经基本足够。如果有一件需要你每天专注 4 小时才能实现的事情你竟然坚持做完了，那你肯定会被身边的人羡慕。比羡慕更重要的是，你会因此赢得尊重——他们知道自己做不到，尽管你并没有、也没必要提醒他们。
实际上，我敢打赌，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专注 2 小时，未经训练的你肯定做不到，因为没有任何人不经训练就能做到。
最初的时候，可以参考“番茄工作法(5)”。例如，你需要专注于这件事情 2 小时，即 120 分钟，那你就可以把当天的任务分解成 6 块，每一块用 20 分钟去完成，再把 20 分钟当作专注的基本时间单位，在每个时间单位过后休息 5 分钟，想办法犒劳一下自己——喝杯喜欢的饮料，或者给恋人打个电话说点肉麻的话……在休息时间的最后 1 分钟，重新振作，试着恢复状态，进入下一个基本时间单位——另一个 20 分钟。
显而易见，按照这样的设计，我们最终需要规划 150 分钟左右的时间开销，才能实现完全专注 120 分钟的目标。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却非常有效，很容易就能看到效果，相对来说也应该很容易坚持。当然，一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这种分割时间的方法对他来说就没什么必要了。因为，他应当已经可以比较自如地专注在他应该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上了——无论这件事情是有趣还是无趣。
诡辩术
举证责任
也许你曾遇到过这类对话——
甲：我要……
乙：那么做有什么好处？
甲：呃……那你说，有什么坏处？
乙：……
甲：那就这么定了！
（甲究竟要做什么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甲的眼里，乙“哑口无言”就是甲的胜利。）
另一个本质上一样的例子是——
甲：有人能活 200 岁以上！
乙：……扯淡，我还真没见过活过 200 岁的！
甲：你没见过就没有啊？你必须找遍全世界才能证明确实没有！
（不要误解，这确实是发生在 21 世纪的对话。）
这两个例子的共通之处在哪里呢？
在第一个例子中，甲声称要做某事，那么，“证明那么做是有好处的”这个责任应该由甲来承担，而不是由乙去“证明那么做有什么坏处”或者“证明那么做确实一点坏处都没有”。即便乙真的证明了“那么做确实一点坏处都没有”，也并不能证明“那么做真的有什么具体的好处”。
在第二个例子中，乙反驳的是甲声称的“有人能活 200 岁以上”，而“乙不能证明地球上绝对没有 200 岁以上的人”本身，并不能反过来证明“有人能活 200 岁以上”。“找出一个超过 200 岁的人”，是甲的责任，而不是乙的责任。
“谁主张，谁举证”不仅是一个法律术语，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惜，大多数人并未在意。事实上，不懂“举证责任”就是一个思考时“误入歧途”的常见原因(1)。
不明白“举证责任”的人，逻辑没办法明晰，脑子没办法清楚。这几个字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有人因此落榜（迷信了某种诡异的学习方法），有人因此离婚（胡乱猜疑直至搞毁一切），有人因此破产（采取了错误的策略进而陷入不可逆转的困境），有人因此出家（原因请自行揣摩）……他们的共同点是——至死都想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2)。
案例局限
用案例说理的方法，估计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哈佛商学院(1)首创的“案例教学法(2)”。
在哈佛商学院刚刚起步的时候，教授们就发现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教材。他们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是去采访那些顶尖的商人，详细地记录这些卓越的领导者正在做的事情和做事情的方法，也就是所谓“个案”。经过一番努力和分析，这些教授发现他们不可能拿着这些“个案”照本宣科，因为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既定的“标准”来衡量“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们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方法来指导学生：让学生们先去认真阅读这些“个案”，然后认真准备课堂讨论，并提出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基本上，到今天为止，这种“教学模型”依然是这样运用的。
案例教学法固然相对先进，但跟其他教学方法一样，它也有自己的局限，很容易陷入一些常见的谬误。可是，很多书籍都把哈佛商学院“承认有缺陷但不得不使用”的案例教学法当作天经地义的方法，导致各种各样的逻辑错误随处可见。
其中最为常见的逻辑错误就是“以偏概全”——某种经验在某个人身上应验了，并不意味着该经验在所有人身上都会起作用。例如，不少书籍曾这样用爱迪生(3)举例说理：
爱迪生活了 84 岁，一生的发明有 1100 多项，对自己成功的原因，他曾这么说：“有些人以为我之所以在许多事情上有成就是因为我有什么‘天才’，这是不正确的。无论哪个头脑清楚的人，如果他肯努力行动，都能像我一样有成就。”爱迪生的名言是：“天才是 1％的灵感，99％的汗水。(4)”
“努力行动”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原因。例如，显而易见、至关紧要，但并不经常被提及的是，爱迪生有幸出生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度。如果再深入追溯的话，爱迪生的巨大成功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他运气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爱迪生 8 岁上学，但仅仅读了 3 个月的书，就被老师斥为“低能儿”而撵出校门——在任何一个地方，闲着没事跑到鸡舍用自己的身体孵鸡蛋的孩子都可能被大多数老师认为是“低能儿”。从此以后，他的母亲成了他的“家庭教师”。母亲良好的教育方法，使得爱迪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不妨假设一下，爱迪生若是出生在 19 世纪末的中国……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也有另外一些人，采取了与“努力行动”恰恰相反的行为模式，同样获得了成就或者取得了成功——尽管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例如，沃伦·巴菲特(5)买入他认为值得持有的股票后，就只采取一个等同于“不努力、不行动”的策略——等待卖出时机。对像可口可乐这样的股票，巴菲特甚至干脆在买入之后不采取任何动作。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6)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也与“努力行动”恰好相反。
注意，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努力行动”——我是一个相信“应当努力”的人。我认为，巴菲特在买入可口可乐股票之后“永远持有”也是需要努力才能坚持的行动，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更是需要更多的心智力量才可以实践的行动。
我要说的是，爱迪生的“案例”只能告诉我们：爱迪生非常努力、非常勤奋、热爱工作、热爱生活。但是，这个“案例”无法证明：一个人只要跟爱迪生一样“非常努力、非常勤奋、热爱工作、热爱生活”，就可以获得与他一样的成就——明显还需要很多其他因素。其实，爱迪生是不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本质上与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该努力还得努力，不应该仅仅因为别人努力或者不努力，我们就放弃努力。
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利用案例来说明道理，就像本书第 1 章“我的案例”一节里那样。可是，在使用案例说明道理的时候，要时时刻刻注意案例和结论之间的实际逻辑关系，尽量避免以偏概全。
对立论证
在第 1 章“我的案例”一节，我们讨论过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可能基于一模一样的原因作出截然相反的决定。换句话说，就是用同样的论据证明截然相反的论点。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只不过表现形式多少有些不同。例如，有些时候，我们遇到的是“同样的现象，截然相反的解释”。
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是，工作中总有一些人抱怨老板或者上司愚蠢。可是，上司真的愚蠢吗？我们并不排除在有些情况下，上司确实很愚蠢的可能性——没有人十全十美。
然而，另外一个解释可能更合理：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不做事，是不会暴露自己的缺点的，因为人只有在做事的时候才会暴露缺点。这也是大多数人并不自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往往是别人要求他们做的。在任何一个部门或团队里，上司做的事情全都是显性的，是所有下属或者成员都看得见的；而下属之间、成员之间往往并不清楚对方正在做什么。于是，下属们更容易“共同”看到上司的缺点。钱锺书(1)先生有一段很有趣的描述(2)：“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抱怨上司“愚蠢”的人和能够发觉“上司的愚蠢可能有另外的解释”的人，得到的结论和采取的行动往往截然相反。因此，时间在他们接下来的经历中所产生的伴随作用也截然相反。这里，时间再一次选择与心智强大的人做朋友，他们会这样考虑这个问题：
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不停抱怨“上司的愚蠢”的人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过是把“上司很愚蠢”作为自己偷懒的借口。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可笑与可悲：既然上司那么“愚蠢”，自己又为什么要用宝贵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为这个“愚蠢”的上司打工？那些少数能够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是不会抱怨“上司很愚蠢”的，他们要么想办法帮助上司解决问题，要么在爱莫能助的时候自行离开。
实际上，所谓的“情商”，从根源上朴素地看，还是思考能力问题。举个例子，所谓的“积极心理学”主张“凡事要从积极的一面去理解”。事实上，这种观点失之偏颇。有些结论有对立的论据，有些现象有对立的解释。许多人意识不到对立论证的存在，只不过是因为心智未被开启，不懂得运用恰当的思考工具而已。一旦意识到对立论证的存在，应该“哪一个更合理、更现实就接受哪一个”，而非“哪一个更积极就接受哪一个”，因为后者只是自我欺骗而已。积极的并不总是好的，哪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想法、理念）不是积极的呢？
摘录
我索性在维基百科和 Google 上做了更多的功课。这下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科学家们对所谓的“潜意识”也有了更多简单明了的科学解释。人类大脑中的灰质所储存的各种信息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很难超过 12％）是有序存储的，这些部分被人们称作“有意识”的。而更多的信息或者信息碎片是无序储存的，甚至是很难通过意识直接调出的，这些部分往往被人们称作“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梦境就是潜意识存在的最基本的证据。
随着信息输入量的增加，大脑会因为需要而主动生成新的灰质细胞。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语言的人的大脑拥有更多的灰质细胞。而由于颅腔的大小是有限的，于是，灰质细胞的增加最终会导致灰质的密度越来越高，这亦会令灰质细胞之间由神经元连接起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人们所说的“融会贯通”现象也就有可能出现——那些原本貌似毫不相干的信息现在有机会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所谓知识渊博的人，就是那些大脑中存储的信息量超常地多的人。这些人总是可以“融会贯通”，看上去也就超常地充满“智慧”。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做时间预算的时候，一定要留有空间。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肯定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所以要留出时间处理这些意外事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使用适当的方法休息、放松，以便恢复精力，在良好的状态下做更多的事情。一个人除了工作、学习之外，一定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其他活动。例如，我常常劝大学生们一定要在大学毕业之前轰轰烈烈地爱一场，或者至少要偷偷摸摸地恋一次，就是这个道理。
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2)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广为人知的“用自己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精神病”的人。换言之，纳什通过挣扎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大脑，不再被自己大脑中的幻觉所控制。
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著名的奥地利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3)。他的父母、妻子、兄弟都死于纳粹的魔掌，而他本人则在纳粹集中营里受到残酷对待。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与思考后，他明白了一件事：“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4)”
大多数人对其自身的满意程度从 15 岁左右开始持续下降，这大抵是不再“无知无畏”造成的。从那时起，一个人慢慢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进而开始在所谓的理想和扭曲的现实中拼斗、挣扎，直到 45 岁左右才渐出苦海，曲线开始上扬。这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智，观察、感受、思索、理解、实践、回顾，直至恍然大悟或者误入歧途的时间——30 年。
在这漫长的 30 年里，由自我满意度持续下降所造成的浮躁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越是浮躁，就越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越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就越是浮躁。
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你想要什么，它偏不给你什么。摆脱这个死循环的方法只有一个——给我什么我就用好什么，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去换能换的东西。要不断想办法运用心智的力量去识别那些死循环和恶性循环(1)，然后在好像不可能的情况下跳出去。出者存，困者亡。
生活中类似的死循环非常多。例如，找工作的时候，招聘方要求应聘者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应聘者因为没有工作经验而无法获得这份工作，进而没有工作经验……好像永远无法找到工作。再如，你到银行贷款，银行说贷款得有抵押，有东西可供抵押的意思是，你是有资产的人，而你很可能恰恰因为没有资产才急需贷款……好像永远无法获得贷款。
要想跳出去倒也简单。拿出一张纸，将其划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做两个列表，左边是“我有的”，右边是“我要的”，逐一罗列。完成后要尽量客观地判断：先划掉“我要的”当中那些无法用“我有的”换取的；再仔细判断在剩下的能用“我有的”换取的那些“我要的”之中，哪些是必须的、必要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并在其上做重点标记。偶尔会有一些“我要的”无法用现在“我有的”换得，却又是必须、必要，甚至不可或缺的，这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用什么样的手段再积累一些“我有的”，从而有足够的资本换取那些“暂时换不到但极其想要的”——或努力勤奋，或投机取巧。投机的方式并非不能用，尽管它的成功概率实际上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高，而它的失败概率甚至和它看起来的成功概率一样高。
还有一个辅助手段，就是在想到“我要什么”的时候马上提醒自己，接下来要花一些时间去思考“我有什么”。后者会在转瞬间让你“脚踏实地”。
最坏的情况是，拿出纸和笔认真面对自己，结果发现“我什么都没有”。这也许令人气馁，但其实对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还有时间、还有精力、还有正常的智商就已经足够了。只要努力，只要勤奋，机会总是存在的——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一点，最好相信到毫不怀疑。
在进入任何一个新领域时，这种压力都能使新手窒息。而已经在那个领域里“浸泡”过一段时间的人，往往早已忘记了曾经面对的恐惧和压力，懒得（抑或不屑）开导新手、帮助新手。其实，更多的时候，一些老手实际上并不是“懒得”或者“不屑”，而是“没想到竟然连这个也需要解释”。这就像我们每个人小时候要挣扎很久才学会系鞋带，可成年之后却早已忘记它竟然是一件需要挣扎才能学会的事情一样。而另外一些老手是因为“很快就学会”所以没想到“竟然有人连这个都不会”。
例如，自学编程的人可能会在教程编纂者全然没想到的地方卡壳。当 Google API 的文档编纂者穷尽力气去写一个“想让任何人都看得懂”的文档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些新手一看到以下的代码，就会先被“foo”、“bar(1)”这两个词卡住。这些新手会不由自主地问：它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
foo（'bar', {
…
}
, 200, null）
事实上，许多“入门读物”之中充斥这两个“怪词”，却几乎从来没有人针对这样的疑问提供充分的解释。
其次，我们要了解未知分为两种：一种是永远不能解决的，另一种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许能够解决的。对一个人来说，超过 100 年就可以算“永远”了，所以，第一种未知对个人来说意义不大，第二种未知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学习的难度也在于此。“第一章的内容需要在掌握后面某一章的知识之后才能深入了解”，这几乎是所有高难知识体系的普遍特征。也就是说，在第一章，我们会有无数疑问，可这些疑问以当时的知识是无法全部解答的，需要我们继续学习，用接下来获得的知识解答现在的疑问。这就是那些爱钻牛角尖的人最终常常吃亏的重要原因——他们总是想“马上解决当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一个相对有效的策略是：当有问题解决不了时，可以先把它记下来，然后继续前行。注意，一定要把问题记下来。很多人没有记录的习惯，以至出现曾经因为思考（疑问就是思考的起点）后“忘了”而失去获得答案机会的情况。继续前行，并不意味着忽略这些问题——它们已被记录在案，也由此获得了被重新审视的机会。不一定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因什么由头，它们之中的一部分就突然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当然，可能性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你一直在前行，你一直在积累，你一直在成长。所以，到有了答案的那一刻，你不再是当初无能为力的你，你已经重生。
很多人（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工作态度本质上是“骑驴找马”。基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概率问题），人们往往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并不满意。很多人都心怀梦想，有一个“无论如何早晚都要从事的梦想职业”，而不幸的是，很多人正因如此最终沦为平庸之辈（有例外，但这例外太少，几乎可以忽略）。
尽管天分确实很重要，但一个人的能力主要靠积累获得。从一个人开始从事一个职业的那一瞬间起，只要足够认真、努力，他的能力就会不停地积累。如果这个人实际上向往的是另一个职业，那么他的所谓“梦想”几乎必然使他在当前这份职业上心不在焉、无甚积累。其实，世界上 80％以上的职业并不过分依赖天分，更可能甚至几乎只依赖积累。天长日久，这个人在当前的职业中将逐渐落后于那些认真做事的人。但此时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落后而奋起直追，反过来，更可能的是把“反正我的梦想不是这个”当作借口。
无论是谁，进入自己梦想职业的成本都很高昂——极少数运气好的人除外——有些相对依赖天分和运气的行业更是如此（顾长卫(2)导演、蒋雯丽(3)主演的电影《立春》(4)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当初未能从事一个职业就已经能说明问题了——除了运气不好，更可能的原因是积累不够。几年过去，这个人在他的所谓“梦想职业”中的经验积累依然是零，仍旧只是空有梦想。还有一个他更可能宁愿视而不见的事实是，那些在他所谓“梦想职业”中拼搏努力的人在这段时间里已经积累了无数经验，磨炼出了他在“圈外”无法想象的各种能力。就算有一天，这个人有足够的运气，进入了那个他梦寐以求的领域，结果可能还是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毫无竞争力，最后不过是一切清零、从头再来。
心怀“梦想”的时间越长，它的沉没成本就越高。很多人都在无意之间被自己的“梦想”所绑架，所以，很多时候，对很多人来说，所谓“梦想”也许只是陷阱。许多年来，我曾见过身边不少的人一点一点被他们珍爱的“梦想”毁掉。
越是不满现状，摆脱现状的欲望就越强烈，而这种欲望会让一个人最终迷失方向，因为无论是谁，从本质上看都无法摆脱现状——每一时刻的现状都是过去某一或者某些时刻的结果，而每一时刻的现状都是未来某一或者某些时刻的原因。没有人能够逃脱现实的束缚。
从某种意义上理解，“逆境造就成功”、“磨难令人成熟”之类的话纯属胡说八道。显然，在顺境中更容易成功，而且很多磨难根本没有必要——这更可能是失败者对他们自己一生都未曾有机会体验的成功及成功者“意淫”式的猜想而已。失败者永远没有机会了解成功的真相，因为人最容易受自身经验的限制，而不曾有哪怕一点点成功经验的人更无从摆脱自身的局限。
对现状不满、急于摆脱现状，是人们常常不知不觉落入的陷阱（尽管偶尔这也是少数人真正的动力）。接受现状才是最优策略——有什么做什么，有什么用什么；做什么都做好，用什么都用好。不要常常觉得苦（这会让人忍不住顾影自怜，浪费精力与时间），而要想办法在任何情况下找到情趣——快乐是一种本事。这些年我遇到的优秀的年轻人几乎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很少对现状不满（可能是他们的优秀使他们难以觉得不满吧），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他们相对更不在意外界的影响，他们更专注于做事而心无旁骛，他们身处良性循环之中，当然，他们也因此每时每刻都在进步。
2000 多年后，卡尔·马克思(7)选择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逃避，即使用幻想。他注意到了资源的“分配不公”（准确地讲应该是“分配不均”），但无法接受“资源分配与人性并无关系”这个事实。他认为，“资源的配置应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在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解释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之后，他开始幻想，对这个世界说：“你不是资源稀缺吗？没关系。别看现在是这样的，但是，早晚有一天，物质会极端丰富。到那个时候，人们就可以各取所需了！”事实上，在马克思去世 100 多年之后的今天，物质和他作出以上论述时比，已经相对极端丰富，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物质依然稀缺且依然分配不均，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人们总是错误估计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呢？因为大多数人在执行任务之前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步骤，那就是分辨任务的属性——它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
有些任务是你所熟悉的，即以前曾经做过的。由于已经做过（一次或多次），所以，你清楚地了解这个任务的每一个环节，知道应该如何拆解任务、应该怎样分配拆解出来的子任务、每一个子任务有多少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需要耗费多长时间、哪些步骤需要格外小心……在这种情况下，正确估算完成任务需要的时间是很容易的。
然而，有些任务是你所陌生的，那么在执行过程中就必然会遭遇各种所谓的“意外”。其实它们根本不是意外，只不过是因为你对任务不熟悉，它们才成了“意外”。实际上，这些“意外”是任何完成这个任务的人都必然会经历的事情。只有完整地执行一次任务，任务的属性由“陌生”变为“熟悉”之后，才有可能顺利解决这些“意外”。
对学习来说，任务“陌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学习本身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完成学习任务常常需要花费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的时间。对工作来说，任务“熟悉”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工作本身是一个应用已知的过程。当然，不同的工作，情况还是有所不同。例如，有些工作需要更多创新，有些工作可能前所未有……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的真实属性往往是“一部分熟悉，一部分陌生”。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前文描述的那个貌似悖论的法则总是应验——我们必须处理未知，而从陌生到熟悉，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个过程无法逾越。
多年前，我在网上读到彼得·诺维格(4)的一篇文章：《十年学会程序设计》(5)。在这篇文章中，诺维格表示，人们购买那种名字类似“7 天自学 Java 语言”的书是无知的表现，他认为，用 10 年时间学习程序设计才真正现实，也非常值当。他写道——
约翰·海斯(6)和本杰明·布鲁姆(7)的研究(8)表明，在几乎所有领域，培养专业技能大约需要 10 年。他们研究的领域包括国际象棋、作曲、绘画、钢琴、游泳、网球以及神经心理学、数学拓扑学。似乎没有真正的捷径——即使是在 4 岁时就展露音乐天赋的莫扎特(9)，也仍然用了超过 13 年的时间才谱写出世界级的乐曲。
再看看另一个领域的例子。披头士乐队(10)似乎是于 1964 年在爱德·沙利文秀(11)登台后突然火爆起来并成为第一乐队的，但他们其实从 1957 年就开始在利物浦、汉堡等地的小型俱乐部表演了。虽然他们很早就显现出了强大的吸引力，但对他们的成功具有决定意义的作品《佩珀中士(12)》也是 1967 年才发行的。
塞缪尔·约翰逊(13)甚至认为 10 年还不够，他说：“任何领域的卓越成就都必须用一生的努力才能取得；代价稍微低一点都无法换来。”杰弗里·乔叟(14)则感叹：“生命如此短暂，学习技艺需要的时间却如此绵长。”
在彼得·诺维格发表这篇文章的数年后，2008 年 11 月，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15)出版了《异类》(16)一书。在这本书中，格莱德威尔把“10 年”换算成了更为精确的“10000 小时”——想要出类拔萃，就要努力至少 10000 小时。
要想提高估算时间的能力，就要从现在开始养成习惯：做任何事情之前先判断其熟悉程度（或陌生程度），再据此判断估算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通常情况下，“反正比一般人想得长多了”倒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假设。
只要做事，就一定会出问题。这是现实——无论何人，无论何事。如果在做事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那肯定不是在做事，而是在做梦。
认清并接受这个现实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心平气和地去做事。说一个人不怕困难，那是假话。谁不想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可现实就是如此。做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困难，事情越有价值，困难就越具规模。遇到困难的时候，心平气和地面对就好，因为这只不过是生活常态。有时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依然没能解决问题，却眼见别人轻松过关，这确实令人气馁。不过，这也是生活常态——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总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表现更好、费力更少。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有 4 个字颇具道理并且值得相信——勤能补拙。不过，真正相信这 4 个字的前提是“接受现实”，否则，这 4 个字发挥不了任何实际作用。
来自外部的恐惧在于：过分在意外界的评价。人是一种很有趣的动物，在自己做对、做好之前，通常已经了解做对、做好是什么样子。于是，无论能否做对、做好，人都觉得自己有能力判断别人是否做对、做好。所以，尽管自己不怎么样，却可以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评价别人做得对不对、好不好。这样看来，一个人一旦开始认真做事，被嘲弄、被耻笑的几率将远远高于被夸奖、被鼓励的几率——这几乎是肯定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很多人怀有前文提到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微妙心态。
事实上，那些真正能够做对、做好的人，绝不会随意嘲弄、打击别人，因为他们是做对过、做好过的人，他们一路走过来，心里非常清楚做对、做好有多么不易，所以，他们会不吝一切机会去鼓励那些尝试做事情的人。这甚至可以当作一种测试方法：如果一个人经常嘲弄他人，那只能说明他自己不怎么样；否则，他会像那些极少数已经做对、做好的人一样，给予别人真诚的鼓励而非嘲弄。尽管那些能真正做对、做好的人有时也会给出负面评价，但这些评价通常是“建设性的负面评价”，并不是为了获得优越感而发出的嘲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意来自他人的、非建设性的负面评价。没有谁从一开始就能做对、做好。所有做对、做好的人都是一路磕磕绊绊走过来的，这就是生活常态。而动辄给出非建设性负面评价的人，往往不是正经做事的人，他们和那些正经做事的人身处不一样的世界，这也是生活常态。
还有一个微妙的现象需要注意。尽管在一般的环境中，时间的运动是匀速的，但实际上，就人的主观感受来说，时间的运动肯定是有加速度的。对“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这个问题，心理学家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
对一个 5 岁的孩子来讲，未来的 1 年相当于他已经度过的人生的 1/5，即 20％；而对一个 50 岁的成年人来讲，未来的 1 年只相当于他已经度过的人生的 1/50，即 2％。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觉得时间运动得越来越快。
更重要的是，人在小时候没什么事情可做，就愈发感觉时间过得慢；随着年龄增加，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当然就愈发感觉时间过得飞快，稍纵即逝。由此看来，小孩子的感觉自然是“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而“人生犹如白驹过隙，瞬间而已”大都是老年人的慨叹，也是他们的切身感受。
就算没有低估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就算已经迅速开始执行任务，很多人还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为什么有的人好像一直在忙，却总是拿不出成绩、做不出成效？其实，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读书的时候也不例外——上学时总有一些天天笔不离手，眼不离书，屁股不离板凳，成绩却很差的学生。这种情况的存在往往会使人们不禁怀疑“努力”的可靠性。还好，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并不努力，只是做出了努力的样子，或者显得比较努力而已。
无疑，他们的效率低下。而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答案是：回避困难。
任何一个任务都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即相对简单的部分和相对困难的部分。如果世界上的任务都是由简单的部分构成，全无困难之处，那就没有人会遇到挫折或者遭受失败了。可现实明显并非如此。
稍微思考一下就能明白，合理的时间安排应该是这样的：迅速做完简单的部分，把节省出来的时间放在困难部分的处理上。然而，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回避困难，于是乎，他们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用几乎全部时间处理简单的部分，至于困难的部分，干脆“掩耳盗铃”，视而不见，暗地里希望困难自动消失……
这样的行为与做事的动机有关。人做事的动机往往来自两个截然相反的原因：奖励与惩罚。人都喜欢被奖励，讨厌被惩罚。从最浅的层面上看，尽力做能够获得奖励的事情显然是划算的，回避做可能招致惩罚的事情显然是合理的。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接受惩罚往往是积累经验的起点，甚至是唯一的起点。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很多时候，为了能够“长一智”，必须先“吃一堑”，西方称之为“挫折教育”。
很多事情并不是一过性的，总会阶段性地有奖有罚。受到奖励之后，原本有两个选项：“再次来过”和“见好就收”。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人会自动忽视第二个选项（这也是庞兹骗局(1)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受到惩罚之后，同样有两个选项：“从此碰都不碰那件事情”和“挣扎着找一个出路”。同样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自动忽视第二个选项。
所以，很多人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谓的“喜欢做某件事情”很可能只是因为那件事情相对简单、容易获得奖励而已。拖延的人并非不做事——他们做事，甚至做很多事。拖延的人也并非不努力——他们会花很长时间去做事，但做的只是很多简单的事。他们每次回避困难的时候，都不是故意的，并且往往已经给自己找了恰当的借口。这借口太强大、太有力，以至他们真诚地相信：“我喜欢做有创意的事情，而现在手上的这些事情太枯燥，我确实提不起兴趣……”
如果不能控制这种逃避的倾向，再多、再好的任务管理技巧都是无效的，因为任务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通常因为重要而困难，也因为困难而重要）永远无法完成。所谓效率，是在任务完成之后才能够衡量的。这样看来，对逃避困难的人来讲，因为没有完整地完成任务，所以无论他们花了多长时间，也都没有效率（相当于分子为零）。
现实中，这种现象无处不在。例如学习上，准备托福考试时只做阅读和听力但不练习口语和写作；例如工作上，做项目计划时只讨论做什么却从不提及怎么做；例如生活上，总是把“我爱你”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花时间想想恋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源自同一个习惯：专做简单的，回避困难的。
所有真正踏实做事的人都知道，任何任务的绝大部分都是枯燥而又无趣的，所谓有创意的部分，可能连 1％都不到。
“学习”最关键的一点是：任何知识的获取，都是不可逆的。在知道它的那一瞬间，它就已经改变了一切，生活因它而变，却无法还原。我们再也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之不理，它瞬间就能根深蒂固，无法铲除。例如，那些学过概率统计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是没办法掏钱买彩票的，因为买彩票这种行为在他们眼里是对自己智商的侮辱。但与此同时，彩票是地球上最畅销的商品（没有之一），可见有多少人一生都未曾有机会了解那些重要的知识。
“学习”的重要起点是：起码学会一种技能。无论这种技能多简单、多普通，学会之后总是可以让学习者了解“习得”带来的大不同。一旦拥有了一个起点，学习欲望就会像发了芽的种子，无论多大的石头都压不住——它会越来越茁壮，越来越坚强。其实，那些拒绝学习或者一不小心受了影响而把“学习”两个字妖魔化了的人真的非常可怜，他们每天都在挣扎着想要“管理时间”、“珍惜生命”、“提高效率”，却不知道他们因为当初不肯花十几分钟学习而导致其后少做了很多事情、错过了很多机会，并且连只有一次的人生都没有过好。
千万不要拒绝学习。
今天，与“创世说”的观点相反，严肃的科学杂志上没有发表过否定演化论的消息。1997 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乔治·吉尔克里斯特(9)调查了列入原始文献的数千种期刊(10)，想要找到关于“神力设计”或“创世说”的文章。他检索了数十万篇科学报告，结果一无所获。后来，东南路易斯大学的芭芭拉·弗瑞斯特(11)和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劳伦斯·克劳斯(12)用了几年的时间分别独立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与吉尔克里斯特的调查结果如出一辙。可以说，今天所有严肃的科学家都应该是相信并能够理解演化论的(13)——尽管他们同样可能有自己严肃的宗教信仰。
我们知道，每个人内心都充满了恐惧，而所有的恐惧其实都源于我们害怕未知。这样看来，恐惧是永恒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无所不知。对此，托马斯·叟(14)的类比特别精巧：“在茫茫而又无限的未知空间里，我们的‘知识’只不过像其中的星球一样，而星球与星球之间的空隙比那些星球本身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15)”所以，我们需要“信仰”、“希望”、“爱”、“奇迹”，甚至“怪力乱神”等被学者们称为“必要之幻觉(16)”的东西去填补这些空隙才能心安。
由此可见，讨论很多人热衷的“爱因斯坦(17)的宗教信仰究竟是怎样的”或者“爱因斯坦究竟有没有宗教信仰”之类问题的意义不大。因为，爱因斯坦也是人，他也一样会心存恐惧或者敬畏，他也一样要面对未知——即便他知道得比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都多得多，可他已知的一切与未知的一切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所以，就算他有信仰，也并不令人惊讶；就算他有信仰，他信奉的也肯定不是那些拒绝科学的人所信奉的神。从这个角度上说，开启心智、正确思考，更值得我们投入时间与精力。
把 5 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笼子顶上挂着一串香蕉。实验人员准备了冰水，一旦有猴子碰到香蕉，马上就会有冰水浇向所有猴子。
开始，有只猴子想去拿香蕉，导致所有猴子都被冰水浇，之后，每只猴子经历过几次同样的尝试，发现莫不如此。于是，猴子们不再试图去拿香蕉了。
然后，实验人员把其中的一只猴子换出，换进一只新猴子。这只新猴子看到香蕉，自然马上想要去拿。结果还没等浇水，其他 4 只猴子就对那只新来的猴子一顿暴打。新猴子挨了几次打之后，也不再试图去拿香蕉了——怕挨打。
如此，实验人员再把第一次实验中留下的 4 只猴子中的一只换出，换进另一只新猴子。这只新猴子看到香蕉，也是迫不及待想要去拿，当然，一切如前，等待它的是其他 4 只猴子的一顿暴打。最后，这只新来的猴子也不敢去碰香蕉了。
最有趣的是，上次挨打的猴子，这次出手最重——其他猴子也许是出于自卫，但这只猴子肯定是出于报复，因为它并没有被水浇过。
一段时间后，最初的 5 只猴子都被换走了，剩下的 5 只猴子并不知道冰水的存在，它们只知道一件事情——谁要敢碰那串香蕉，就要遭到一顿暴打。当然，它们的行为与自卫无关，全都是出于报复！
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14)就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 优秀的领导，能够把人们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而卓越的领导，能够把人们带到他们应该去但是没想过要去的地方。 (15)”
我国的教育把语文和文学过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有时忘了文字本身最重要的意义，而文学，只是文字应用众多领域中的一个而已。这个事实也许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但静下心来想想，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真的少了一部《红楼梦》(1)或者《西游记》(2)，实际上并不会影响今天人们刷信用卡买东西、用互联网查资料、乘飞机出行、饿了吃饭、病了服药、困了睡觉。日本没有渡边淳一(3)、大江健三郎(4)，一样可以有索尼(5)这种超级企业；美国没有梭罗(6)和海明威(7)，一样可以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超级大国；英语今天主宰全球的原因并不是英国有莎士比亚(8)、培根(9)、狄更斯(10)和柯南·道尔(11)。我国的语文教育忘记教会学生如何用简洁、有效、准确、朴素、具体的文字记录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以便将来通过共享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所以，中国人做不出 Linux(12)，做不出维基百科(13)，写出来的网志大多是无病呻吟的心情日记。请注意，我并没有任何鼓吹“文学无用”的意思，我只想说：从人类的整体发展情况来看，除了“文学”，文字还有更多其他的责任，如传递信息、积累经验、共享知识等，而且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一旦开始尝试独立思考，我们就会发现，陷阱无处不在。这些陷阱直接导致无数人放弃思考——因为在很多时候，思考虽然不费力气，但实在是太麻烦了。为了避免麻烦而把思考推给别人是一种常见的解脱手段，由此，大多数人身上出现了大量“迷信权威(4)”的现象，只不过程度不同。“迷信权威”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陷阱：权威的意见可能更加准确，可是，权威也好、专家也罢，滥竽充数的实在不少。为此我们不得不常常采取“求人不如求己”策略。这也展现了一个无奈的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任成本极高的社会。
在深入探究思维陷阱之前，先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讨论一下“迷信权威”这个问题。在常见的思维谬误中，“诉诸权威(5)”与“诉诸情感(6)”一样被列为有逻辑错误嫌疑的辩论方式。首先，权威不一定正确；其次，对正确的权威信息很多人的理解并不正确；再次，权威可能别有用心；最后，权威可能并不存在。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迷信权威诚然不对，但鄙视一切权威无疑也有偏颇——总是有真正负责任的专家、权威存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权威？
诉诸权威，本质上源自人们对确定的渴求。面对未知，我们希望有人能够清晰解答；面对争议，我们希望有人能够一锤定音。可我们总是无法如愿。其实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然而，没有几人愿意最终面对不确定的答案、不确定的结果。
一九五八年……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省金沙县（中国最穷的地方）一个社创造了单季亩产水稻三千零二十五斤的纪录。几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某社在二分五的山地上，一青年突击队创造了亩产马铃薯一万七千四百一十斤的全国高额丰产纪录。紧接着，《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静海县陈官屯用五天时间建成一个水利发电站。《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一个多月发展的民办学校达八千五百一十六所。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一天后，湖北省谷城县东尼社宣布：亩产二千三百五十七斤，创了新纪录。两天后河南卫星社又放第二颗卫星：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四天后，河北省临漳县红光社又宣布亩产高达三千六百五十斤。同一天，同属湖北谷城县的星光社宣布创四千三百五十三斤新记录。二十天后，河南省西平县和平社又宣布，达到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一个月之内神奇般地上升，各路诸侯都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到九月一日一颗特大卫星把全国人都惊得目瞪口呆：河北省徐水县宣布，亩产山药蛋一百二十万斤，要创造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全县粮食亩产二千斤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徐水人民公社将在不远的将来把社员们带入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非常兴奋地跑到徐水，问：粮食产这么多放到哪儿去？肉产那么多，怎么吃呀？
这一句话使全国都疯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就充分发挥了。由全国大炼钢铁，全民大产粮食，到全民写诗。到处是赛诗会，异想天开，奇思狂想。吉林省八积垒赛诗会上，一人朗诵：“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乱转圈”。又有一个高声叫道：“这不算啥，听我的——社里麦穗插云间，麦芒刺破玉皇殿。麦根扎到龙王庙，吓得东海波浪翻。”掌声刚起，又有人喊道：“听我的——深耕细作产量高，一棵玉米穿云霄。彩云拴着玉米腰，吓得月亮弯弯腰。”做梦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当时在北大读书，也卷入了这样的狂潮。订计划一天要写几百首诗，整夜不睡地写，比谁大胆，谁善于狂想、做梦。
从另一个角度看，拒绝独立思考、把思考的工作交给别人，不仅不省时间，恰恰相反，非常浪费时间——甚至浪费一生的时间。
举例来说，在工作岗位上，有些人像顶着一颗榆木脑袋一样，只做领导要求做的事情，但往往连被要求做的事情都做不好。很多时候，这些人并不是偷懒，而是长期养成的习惯（回避思考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他们的行为模式——他们根本想不出该干的是什么，所以只求把领导交代的任务完成以保饭碗。可是，他们甚至连该怎么干好那些被交代的任务都想不清楚，因为他们的脑袋从未“用进”、只曾“废退”，早就退化成了实心的榆木疙瘩，没什么用处。
而另外一些人（肯定是少数），在接到任何任务之后，都勤于琢磨，思考该任务的目标、实质、意义，再据此思考完成该任务的方法。于是，他们会为了完成任务、实现目标，去做很多领导原本未曾交代的事情。最终，他们不仅能完成任务，还常常有很多意外收获……
这就是差别。前者往往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却“一无是处”、“碌碌无为”，后者却在同样的时间里“一步一个脚印”，“步步高升”……后者逐渐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占据更大的平台，最终与前者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
很多人就是这样，坚持拒绝思考，然后用天下最累的方式生活而不自知。大哲学家罗素(10)曾观察到这个现象，他为之奇怪并慨叹，“很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然后戏谑道，“实际上，他们确实死得很快(11)。”
如此看来，“电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种观点，或者说这种观点之后的因果关系，是无法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和站不住脚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非常重要的情况是，有些时候，相关联的两者间是“互为因果”的。
我能想到的最夸张、最误导人的把互为因果的关系谬解成因果关系的例子，是教科书中的一个观点：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4)。它的意思是，如果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那么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内因。即使外因有作用，也是通过内因引发的，所以，根本原因还是内因……
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外因会影响内因，内因同样会影响外因。它们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以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为例：在某种意义上，学生的水平决定教师的水平。
这话并没有说反。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肯定不仅是教师单方面的灌输。越是用心的教师，越关注学生的反馈；越是用心的学生，越关注教师对他的反馈的反馈。显然，这种沟通不仅是双向的，还随着双方的用心程度不断增强。
这和下棋是一样的道理。据说，棋艺到了一定程度，棋手就会不由自主地挑选对手，因为跟高手下棋就会进步，但反过来，与“臭手”交手多了，自己的手也会变“臭”……优质的学生，对他们的教师来说，不仅是令人愉悦的教学对象（学生一点就透，老师没有不开心的），更重要的，他们还是对教师的挑战——这些学生有着长期而且优秀的学习经验，也因此拥有相对良好的判断能力，随时可能提出一般教师无法回答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双方都会因为教学和沟通发生巨大的进步——只要双方都足够优秀，足够用心。
不过，大多数人是不用心的。所以现实常常是这样的：
教师并不用心。
教师“不用心”本质上就是“怠慢优秀学生”。
优秀学生都离他而去。
留下的都是缺乏判断力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很好“对付”，他们甚至依然给教师足够的“尊重”。其实，越差的学生越可能产生“崇拜”心理，而这个看起来很吊诡的现象其实非常正常。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境遇竟然是“越差越好”。当然，不能差到平均水平以下，那样“连傻子都会看出来”。
教师很爽，学生很爽……大家一起爽，各自毫无进步，甚至退步了也不自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几年过去，这样的教师在能力上就被“固化”了。固化之后再想转变（如若有足够心智觉醒的话），不仅痛苦，而且艰难。当然，我观察到的更多情况是：这些人会为自己的尴尬找出一种可以让自己心安的解释，就好像某些不招人待见的丑女对自己从未收到过情书的解释是“我才不像她（某个美女）那样作风不正派呢”一样。
有一天，我在 Twitter 上随口说了一句(4)：
脑残者最好玩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别人才是脑残呢。
多少出乎我意料的是，很快就有人这样回复：
这很明显将陷入悖论：假如笑来不认为别人是脑残，如何得出以上结论；如果认为别人是脑残，根据其理论，他自己才是脑残。
我实在没办法在 Twitter 那 140 个字的空间里讲清楚原逆否命题的道理，只能补充说(5)：
“脑残者最好玩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别人才是脑残呢”这句话本身并不意味着“认为别人脑残的人才是脑残”。
《异类》(6)的作者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7)在其成名作《引爆点》(8)中提到了一个现象：禁烟运动往往带来反效果，越禁越吸引未成年人，因为突破禁忌总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快感。很多未成年人开始吸烟，并非因为吸烟很酷，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吸烟的人很酷(9)——例如隔壁那个很酷的姐姐。
实际上，这种认知也是因为分不清原命题和逆命题之间的关系造成的——
原命题：很酷的人都吸烟。
逆命题：吸烟的人都很酷。
结论：我也想酷，所以，我要吸烟。
事实上，每天有无数的人因为分不清原命题和逆命题而被他人左右。混淆原命题和逆命题，抹杀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广告设计者最常用、最舍不得放弃的手段——因为它很有效，正如之前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至少对 70％的人有效。
还有，一定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有些时候，“成功者”的经验没什么用，因为那些经验根本就是错误的，而这一点“成功者”自己可能也不了解。例如，他们遇到了一个经济飞速增长的时代，无论做什么都赚钱，并且赚得很多，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宝贵经验在起作用，而是宏观经济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但是，有谁愿意承认自己的成功跟自己的经验没有关系呢？人类普遍拥有的一个认知偏差就是：把成功揽到自己身上，把失败归咎于别人或者坏运气。这在心理学上有个术语——自利性偏差(5)。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成功者”这么做的时候往往并不是有意欺骗——他们甚至出于好意。
这里提供一个很实用的建议：与其关注成功者，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努力从失败者身上汲取经验。
不要说模仿成功者，就算观察成功者也很困难。成功者很多，但是，我们身边真正的成功者却很少。成功背后的东西很难看清楚，所谓成功的真实性也很难判断，成功者们又会有意无意地美化和包装他们的经验，而这一切，都在干扰我们的判断。不过，观察失败者却相对容易得多，因为失败者的失败往往是明显的、确定的，失败的真正原因也往往很容易查实（尽管失败者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并且，我们身边失败者的数量，显然要多于成功者的数量。如此，我们也就有了更多的观察机会。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经常碰到所谓的“幸运”——当你马上就要犯错误的时候，有人先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过，仅仅“专注于汲取教训，而不是幸灾乐祸”这件事本身都不容易做到。
经过这些分析，可以知道，有一句话值得牢记：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挺傻的。
只有经过自己的仔细分辨，真正成功者的宝贵经验才是无价的。需要额外注意的是，一方面要多花心思分辨，另一方面要多花时间真正了解自己，以便能够避开“一概而论、生搬硬套”可能带来的灾难。
以下一些句式最好经常使用，因为它们特别有助于独立思考习惯的养成，并且也有刺激思考的作用：
……是一回事，而……是另外一回事。
……和……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不一定……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
……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解释）。
……看起来像……可是……
……而事实却可能远比看起来的更为复杂（简单）。
……然而，（这个论断）反过来（陈述）却不一定成立，因为……
……其实很可能与……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和……之间不一定是单纯的因果关系，它们也可能互为因果。
……和……之间的比较也许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不过是表面现象，其背后的本质是……
……有一个通常被忽略的前提。
……尽管听起来很有道理，然而却完全不现实。
……也许有人会说……但是这种质疑却……
这些句式看起来简单，却往往能带来不同凡响的思考结果。
平时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妨把这些句式套进去填空——就当想着玩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体会这种游戏的有趣之处。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思维因为这些句式的运用而不由自主地发生了巨大转变。例如，“……和……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个句式往往瞬间就能使一个人的脑子更加清楚。
“……难道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这个常见的句子还有一个变体：“我发现……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唉，那不是废话吗？就算是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也有很多相当有道理，甚至相当精辟的观点。但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禁掉这本书呢？就算跳大神的也有可能说中那么一两次，但为什么我们一次都不能信呢？闭上眼睛蒙对一次一点也不难——即便是一只坏掉不走的表，一天之中起码还能对两次呢。
“我发现……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常常成为很多人把垃圾当宝贝的唯一理由。可是何必呢？那些真正有道理的部分，不一定只在那里存在啊！垃圾里当然也可能有些宝贝，但是在宝贝已在眼前、用都用不完的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跑到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淘宝”呢？这道理尽管简单，但总是被很多人忽视，小则误导自己，大则误导别人，巨则误导至少一代人。三叹。
最后，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在决定是否给别人提供帮助的时候，要考虑他是否值得我们帮助。同理，当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意无意地如此判断。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拿出一张纸，把值得自己帮助的人的特征都写下来，看看自己是否满足这些特征。如果并不满足，想想自己是不是应该改进。另外，不要觉得优秀的人不需要帮助，其实我们总能发现，优秀的人往往会获得更多的帮助。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在潜意识里都清楚，帮助优秀的人给自己带来的回报，很可能会比帮助一般的人更高。相信我，要想提高自己的社交质量，最好将时间和精力更多地倾注在“把自己变得更加优秀”这件事情上——哪怕只在某一个方面。
以我个人的体会，我非常鼓励每个年轻人能花上几年时间到国外走一走，学一学。教育的根本其实只不过是“见多识广”。然后，再用五到十年时间定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为之奋斗，为之坚持，不知停歇地努力上十年二十年。有些成功靠运气，可是持续的成功却与运气无关。希望每位读到此书的年轻人，能够重塑自己的心智，洗尽这个时代在你们身上烙下的浮夸、急躁的印记，在人生这场马拉松中跟我一样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获得最后的成功。希望我在耳顺之年，能在科技世界与国际教育事业上与君共勉。
朱敏
赛伯乐（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