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
注意
- 很多言论比较极端，建议慎重阅读。
摘录
科学并没有溃败。当今精神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在这一无政府状态中壮大的新生力量，与科学毫无关系。科学向我们许诺了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力可以理解的种种相互关联的知识；科学从未向我们许诺和平，也没有许诺幸福。科学高高在上，对我们的情感漠不关心，听不到我们的哀怨。而且，任何东西都无法挽回已被科学驱散的种种幻想。
群体的灵魂是不容易描述的，它的组织不仅仅根据集体的种族与构成而变化，而且还根据所承受的刺激物的性质和程度而有所不同。其实，对任何一个个体的心理学研究，都会具有同样的难度。在小说中，个体总是带着恒定的性格出现。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并非这样。只有领域的同一性，才会产生个性在表面上的同一性。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经指出，所有的心理构成，都可能因为受到社会阶层突然变更的影响而显示出可能的特征。正因如此，在最激进的国民公会成员中，可以有毫无斗志的布尔乔亚，他们在普通的处境下，可能就是一团和气的公证人或者公正的法官。一旦风暴过去，他们又找回他们正常的特征。他们之中很多人后来成了拿破仑最忠实的仆人。
一个心理的群体所展示的最令人震惊的事实如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构成群体，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性格，或者他们的智力，是如何的相同或者不同，仅仅因为他们构成了群体，就能让他们仿佛具有了一个集体灵魂。这个灵魂让他们有了一种与在每一个人分开时完全不同的感知、思维和行动的方式。有些想法，有些情感，只有在个体成为群体时，才会涌现出来，或者转化为行动。心理的群体是一个临时的生灵，由在一段时间内凝结在一起的异质性元素构成，绝对就像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身体的细胞，通过它们的聚合，形成一个新的生物，展示出与每一个细胞的特征完全不同的特征。
我们很容易看出，群体中的个体与孤立的个体不同。但这样一种不同的原因却很难被发现。
要想看到这些原因，首先需要记住现代心理学的这一观察结果：无意识的现象不仅仅在有机的生命中，而且在智力的运行过程中也起到首要的作用。精神的有意识的生活，与它的无意识生活相比，只代表了非常小的一部分。最精妙的分析，最敏锐的观察者，也只能发现引导精神的诸多无意识元素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来自一个无意识的基质，它主要由遗传的影响所构成。这一基质涵盖了许多先民留下来的东西。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的灵魂。在我们行为的那些说得出口的原因的后面，有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原因。我们日常的行为，大多数都是不为我们所知的隐秘动机的结果。
巡航舰“美雉号”在海上航行，试图找回“摇篮号”小船，一场暴风雨让它脱离了战舰。当时正是白天，阳光灿烂。突然，瞭望的水手告诉大家，远方出现一条迷失了航向的船只。大家都朝那个点看去，所有人，包括军官和水手，都清晰地看到一只筏，上面好多人，被一些小艇拖曳着，上面飘着遇难的信号。海军元帅戴弗赛派人登上一艘小船，去解救落难的人。在靠近的时候，小船上的水手和军官们都看到“许多人在那里骚动，伸出手，听到许多声音混杂在一起的低闷的声音”。一旦到达了所谓的船筏，却只看到几条树枝，上面覆盖着树叶，是从附近海岸拔下的。面对触手可及的明显事实，幻觉消失了。
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示了我们要解释的集体幻觉的机制。一方面，是本身带有心理预期的群体；另一方面，瞭望的水手告诉大家前面出现的是一艘在海上迷失了方向的船只。这一暗示通过传染之力，被所有在场的人，军官或者水手，集体接受了。
群体的人数不用太多，就可以摧毁正确观看的能力，让真实的事实被与它们不相关的幻觉所替代。几个个体聚集在一起，就可以是群体，即便他们是些杰出的学者，一旦面对超出他们专业的主题，他们就具备了群体的所有特征。他们每个人本身具有的观察能力和批评精神都会消失。
几年前，报纸上报道了两个淹死在塞纳河的小女孩被从河里捞起来的事件。有十几个目击者，以最确定的方式识别了尸体。大家的说法是如此地一致，所以在法官的眼里，没有任何可以存疑的地方。他下令可以签写死亡证明书了。但是，就在人们将两个女孩入葬的时候，出于完全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所谓的遇难者，还好好地活着，她们与淹死的小女孩的长相仅有一点点相像。如前面所说的许多例子，第一位证人出现了幻觉，他的说辞就足以暗示其他所有人。
比如下面一个例子，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正好可以看出我上面提到的两种暗示是怎么起作用的：
“孩子被另一个孩子认出来了—但认错了。接下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认。
“于是，大家就看到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就在第二天，一位小学生认出了尸体是谁以后，一名女子尖叫道：‘啊！上帝啊，是我的孩子啊！’
“人们把她带到了尸体旁边，她仔细看了身边的遗物，看到额头上有一道伤疤。她说：‘就是他，是我可怜的儿子。七月份就不见了。原来是被人拐走了，杀害了！’
“这位女子是福尔街上的看门人，名字叫夏汪德莱夫人。她的小叔也被叫来了，他毫不犹豫地说：‘就是他，可怜的小菲利贝尔。’许多福尔街上的居民，都认出他就是菲利贝尔·夏汪德莱。这些人还包括他的小学老师，因为看到了一块奖章证明是他的。
“可是！邻居、小叔、小学老师和母亲本人，都弄错了。六个星期之后，小孩的身份被确定了。是一名波尔多的小孩，是在波尔多被杀，被运到巴黎的。”注 11
我们注意到，这种辨认的工作，往往是让女人和孩子去做的，也就是那些最容易被影响的人。这就说明，在法律上，这样的认证，价值究竟能有多大。尤其是孩子们的确认，真的不应该被取证。法官们常说，人在这一年龄，是不会说谎的，好像这是人所周知的。只要是稍微精妙一点的心理学家，就可以告诉他们，正相反，人在这一年龄，几乎常常说谎。无疑，这些谎言是无辜的，但依然是谎言。面对一个被告究竟是否应该被判刑这样的事情，与其如人们经常做的那样，听从一名孩子的证词，还不如扔一个硬币，看正面还是反面，来做出决定。
群体只懂过于简单和极端的情感，所以，人们向他们暗示的意见、观念和信仰，他们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全盘否定，不是把它们当作绝对真理，就把它们当成绝对的谬误。通过暗示的渠道而决定的信仰一直都是这样的，因为不是通过理性的渠道而产生。每个人都知道，宗教信仰是如何地不宽容，对于人的灵魂有一种多么专制的统治。
专横和不宽容，为群体构建出一些非常明确的情感，他们很容易接受这些情感，实践这些情感。他们听命于强大，对善良基本上无动于衷，因为善良很容易被视作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他们对于一些善良的主人从未有过好感，而对严厉统治他们的暴君服服帖帖。他们总是为暴君们竖起高高的雕像。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把被推翻的暴君踩在脚下，那是因为，暴君一旦失去了力量，就被归入了那批被蔑视的、不被害怕的类型当中。群体喜爱的英雄典型，总有恺撒的样子。他的光彩诱惑他们，他的威严让他们臣服，他的大刀让他们害怕。
群体面对脆弱的当局，随时准备反抗，面对强大的当局，却带着奴性躬身弯腰。假如当局的威权时断时续，那么，总是遵循自己极端情感的群体，就会时不时地从无政府倒向奴性，又从奴性倒向无政府状态。
在许多孤立的个体身上也可以看到。不光是那些原始人身上，还有所有那些因为他们的精神的任何一个方面—如由强烈的宗教信仰组织起的宗派人士—而与原始人相近的人。比方说，我在一些有教养的印度人身上，就能看到这一现象。他们是我们的欧洲大学培养出来的，而且拥有一切文凭。在他们不变的遗传下来的宗教或者社会理念的基质之上，重叠了一层与前者没有任何关系的西方理念层，却丝毫也不能改变基质。根据各种情况的偶然性，其中的某种层面会出现，带着相应的话语体系，同一个人，可以显示出最显著的矛盾性来。这些矛盾更多是表面的，并非真的存在。因为在一个个体身上，只有遗传下来的理念，才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成为真正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的动机。只有当一个人通过跨种族的通婚，受到不同的遗传冲动的影响时，他的行为才可能转眼之间变得非常矛盾。在此无需强调这些现象，尽管它们的心理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需要至少十年的旅行和观察，才可以理解它们。
不要以为，一种观念能够产生效果，是因为人们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即便是在文化修养高的人那里。我们只需看，最清晰的论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几乎不产生影响，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一个有教养的听众，可以承认一种明显的道理，但是，很快，他就会被他的无意识拉回到他的原始认知。你过几天再去看他，他就又会拿出他原来的论据，采用完全一模一样的说法。事实上，他处于已经成了情感的原先观念的影响之下。而只有这样的观念，才对我们的行为和话语的深层动机产生作用。
集体逻辑的特点就是：将并不相似的、只有表面关系的东西联想起来，将所有的个案马上普遍化。那些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演说者，总是将这一类的联想介绍给群体。只有它们，才可以影响他们。一系列严谨的论证，对于群体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群体并不进行推理，或者总是进行错误的推理，而且不能被一种理性推理所影响。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会惊讶于一些演说是多么地经不起推敲，却对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忘记了一点，它们本来就是用来煽动群体的，不是供哲学家们阅读的。演说者跟群体有私密的交流，知道去运用那些可以诱惑群体的意象。假如成功了，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即便是长篇大论的雄文，也不如成功地诱惑了那些需要说服的人的几句话。
征服者的强大，以及国家的力量，都建立在民众的想象力之上。只要对民众的想象力施加影响，就可以带动群体。所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创立，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今天具有威胁性的社会主义的蔓延，都是对群体想象力产生强烈影响而造成的直接或遥远的结果。
因此，自从人类存在以来，人所从事的两大工作就是，先创造出一个自成一体的传统，然后，当这些传统不再有益处之后，将它们毁掉。没有稳定的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缓慢的消灭，就没有进步。难的是在稳定性和变化性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均衡。这一困难是巨大的。当一个民族任由它的风俗在一代一代人当中过于牢固地固定下来，它就不会演变了，就变得跟中国一样，不再能够完善自身。粗暴的革命本身也变得没有用，因为其结果就是，要么链子断裂后的碎片很快就又衔接在一起，过去得以回归，什么变化也没有，要么，四分五裂的碎片产生出无政府状态，并很快导致堕落。
国家通过各种教材，制造出那么多有文凭的人。却又只能雇佣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自然会让其他人失业。所以，国家只能养前一批人，却让后一批人成为自己的敌人。在整个社会的金字塔，从上往下，有文凭的人今天都在抢各种职位。一个做批发的商人，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到殖民地国家去代表他的经纪人，而每当有一个哪怕最低微的官方职位，总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求职。光是一个塞纳省，就有两万名教师没有工作。他们都瞧不起农村，瞧不起作坊，只有向国家伸手要钱活命。由于幸运者总是少数，不满的人自然很多。这些人可以加入任何革命，不管领袖是谁，是为了何种目的。对无用的知识的获取，一定会将人变为反叛者注 31。
要想改变这一潮流，肯定是为时已晚。唯有经验—民族的最终的教育者—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错误。唯有经验，可以证明，我们必须扔掉那些可恶的教材，废除那些可怜的考试，去开展职业教育，让年轻人回到如今业已荒芜的田野、被遗弃的作坊和殖民地企业。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接下来为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体系与英国人的体系的差别。在英国人那里，教育不源自书本，而是来自事物本身。比方说，工程师在一个车间，而不是在一所学校获得教育，每个人都能够恰好达到他的智力所能允许他达到的级别。假如他不能继续成才，就成为工人或者技师；假如他的能力允许，就能成为工程师。对于社会来说，这样的做法，要比让一个人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在他 18 岁或者 20 岁的时候一次几个小时的考试的结果，要民主得多，有用得多。
“在医院，在矿场，在手工作坊，在建筑师、法律工作者那里，很小的时候就被录用的学生们进行学习，做实习。有点像在我们这里，教士在修行室，或者年轻画匠在画室。在此之前，在开始学习之前，他已经学到了一些概述性的普通的课程，已获得一些整体框架，可以在里面放入他之后观察到的知识。然而，更经常的是，他在自己的自由时间内，有一些技术性的课程可以听取，一边将自己每天积累的经验慢慢地加以综合。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实践能力可以不断增长、发展，一直增长到学生的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并且朝着他未来的工作要求发展。他可以从一开始就去适应他想要从事的特殊工作。在英国和美国，以这样一种方式，年轻人很快就从自己身上找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从 25 岁起，而且甚至更早，假如物质和资本都允许的话，他就不仅仅成了一个有用的实践者，而且是一个有自己的创业能力的人，他不仅仅是齿轮，而且还是发动机。在法国，盛行的是相反的方法，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加接近中国方式。我们浪费掉的力量是巨大的。”
词语的力量与他们所唤起的意象相关，完全独立于它们真正的意义。那些最经常被胡乱定义的词语，反而有时候更能产生效果。比方说以下这些词：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这些词的含义是如此地模糊，多么厚的书本，也无法定义清楚。然而，一种真正魔法般的力量与他们的短促音节紧紧联系在一起，仿佛它们蕴含着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它们概括了各种不同的、无意识的追求，以及实现这些追求的希望。
它们在拉丁民族的灵魂中，跟在英美人的灵魂中，所对应的思想和意象，是完全相对立的。在拉丁民族那里，民主主要意味着个人的意志和能动性在国家意志面前消亡。国家越来越需要去引导，去集中，去垄断，去制造。所有的政党，毫无例外地向国家求助，无论是激进派、社会党，还是君主主义者。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尤其是在美国人那里，同样一个词“民主”，正好相反，意味的是个体和个体意志的强烈发展，国家自动隐去，除了警察、军队和外交关系以外，国家什么也不领导，甚至连教育也不管。因此，对于这两个不同的民族，同样一个词，有着完全对立的意义注 36。
最经常的情况下，领袖并非思想家，而是行动家。他们并不很明智，而且不能太明智，因为明智一般会导致怀疑和不行动。他们更多地属于那些神经质的人，超级激动的人，半疯狂的人，处于疯狂的边缘。无论他们捍卫的理念或者他们追求的目标有多么荒诞，一切逻辑推理在他们的信念之前，都失去功效。对他们的蔑视和迫害只能更加刺激他们。个人的利益、家庭，一切都可以被牺牲。在他们身上，保守本能也消失了，以至于他们要求的唯一回报，就是成为殉道者。信念的强度，给了他们的话语一种强大的暗示能力。大众总是会去听那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个体聚集成群体，失去一切意志，就会本能地听从一个具有意志的人。
威望是一切统治的最有力的支撑。没有威望，神灵、国王和女人都无法高高在上。
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正如西班牙人天生热爱舞蹈，德国人天生热爱音乐，法国人天生热爱革命。
带着同样坚定的步伐，他们在前一夜刚刚这样伴随着他的受害者们走向断头台。信徒们总是带着愤怒，将他们古老神灵的雕像打碎。
因为失败而带走的威望，会突然消亡。通过人们进行的讨论，也可以让威望渐渐失去，但这要缓慢得多。但是，这一方法具有非常肯定的效果。威望一旦能够被讨论，就已经不再是威望。那些长期保持威望的人，从不容忍讨论。要想让群体敬仰，一定要能与他们保持距离。
当今的社会主义信仰有着明显的缺陷，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植根于群体的灵魂。它们相对于所有宗教信仰的真正短处在于：宗教所许诺的幸福理想，只有在下辈子才能实现，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必须在地球上得到实现。只要第一次的实现尝试遭遇失败，这些许诺的虚假性就会显现，这一新的信仰很快就会失去所有的威望。所以，要等到它的实现之日，它的威望才会增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一新宗教虽然如所有在它之前的宗教一样，先起到了一种破坏作用，但是，它在之后很难起到创造的作用。
我们把一个短期的阶段，1790—1820 年作为例子。也就是三十年，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群体首先是君主立宪的，变成了革命的，后来又是拥护皇帝的，最后又变成君主立宪的。在宗教上，它首先是天主教，结果后来变成了无神论，又变成有神论，后来，又回到了最为极端的天主教。而且，经历这种变化的，并非只是群体，还有群体的领导者。我们看到，那些伟大的国民公会议员，国王坚定的敌人，既不信上帝，也不要主人，却变成了拿破仑的谦卑仆人，然后，又在路易十八的行进队伍中，虔诚地手持大蜡烛。
一些理论的问题，比方说社会主义，只有在一些没有知识的阶层里，才能找到真正能被它们说服的捍卫者：比方说煤矿或者工厂里的工人。小资产阶级，略微受过教育的工人，都已经变得持过于怀疑的态度。
“他们身上有巴黎工匠那种易于感染的同情心，以及细腻和敏感。在修道院监狱，一名联盟卫兵听说被关押的犯人已经 26 个小时没有水喝了，坚决要把做事疏忽的看守杀掉，而且若不是犯人们求情，他一定这么做了。当一个犯人被（他们临时组建的法庭）宣布无罪的时候，无论是看守还是杀人者，所有人都会热情地拥抱他，拼命为他鼓掌。”然后，他们就回去杀其他人。在杀人的时候，大家感到的是一种欢快的气氛。他们围着尸体唱歌跳舞，专门放一些长凳，给一些幸运的“贵妇”，让她们可以目睹如何杀死贵族。他们还继续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公正感：一个负责杀人的人在修道院监狱里抱怨说，坐得太远的贵妇们看不清楚，而且只有一部分人才有亲手杀死贵族犯人的机会。他们就跑到法庭，把这一意见告诉法官。于是他们就决定，把杀人者排成两行，让犯人们慢慢从他们中间走过，每个人只能用刀背去砍，以延长行刑的时间。在拉福斯监狱，犯人被全部脱光，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内，被慢慢折磨。等所有人都看够了之后，再开膛剖腹，杀死他们。
杀人者还都很自律，显示出我们提到过的群体所拥有的道德品行—他们会把犯人的钱和首饰上交到委员会的桌子上。
在他们的所有行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低级的逻辑推理。这也是群体灵魂的特点。因此，在杀死了一千两百到一千五百个“国家公敌”之后，有人提出，在其他监狱里，还有一些年老的乞丐、流浪汉、年轻的犯人，都是一些无用的人，却还要吃喝，索性一并解决了他们。他的暗示马上就被人接受。而且，他们认定在他们当中，一定藏有国家公敌，比方说，一个叫德拉卢伊的女人，是一名下毒犯被处死后留下的遗孀：“她一定对自己被关押十分愤怒。只要有机会，她一定会在巴黎纵火。这话她一定说过。她就是说了。除掉她。”这一逻辑推理显得非常简单明了。于是，所有人都被杀死了，包括五十多个 12 到 17 岁的孩子。因为，将来他们也可能成为国家公敌，所以，必须清除掉。
一个星期之后，所有行动都结束了，杀人者可以去休息了。他们坚信自己为国家做出了贡献，跑到当局那里要奖赏；其中最坚定的人还要求得到勋章。
1871 年的巴黎公社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类似的事实。群体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权力机构在他们面前节节败退，这使得我们可以确信，将来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一个好律师所做的，就是要对陪审团成员的情感施加影响，与面对所有的群体时一样，少用逻辑推理，或者只使用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手段。一位在刑事法庭总是成功胜诉的著名英国律师很好地分析了这一方法：
“他一边辩护，一边仔细观察陪审团。这是他最擅长的时刻。凭他的感觉和习惯，他可以在他们的脸上，看到自己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的效果，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首先要能区分出，哪些是肯定可以站在自己一边的人。辩护人从一开始，用几句话，就把他们抓在了手里。然后，他开始对付那些看上去会反对的人，他会努力去猜测，他们为什么对被告反感。这是工作中最微妙的部分，因为在想要判决一个人的愿望中，会有无穷的理由，它们与正义感并没有关系。”
上面这几行字，很好地概述了演讲艺术的目的，也向我们证明，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讲话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需要根据当时产生的印象，不断地改变所用的措辞。
演说家无须改变所有陪审团成员的意见，仅需争取那些能够决定普遍意见的领头人。就像在所有群体中一样，少数个体引领其他人。我在上面引用的律师说：“我的经验告诉我，在判决的时候，只需要一两个有影响力的人，就可以带动整个陪审团。”需要做的，就是要用最微妙的暗示，去说服这两三个人。首先，需要取悦他们。能够取悦一个群体中的人，他就几乎已经被你说服了，已经准备好，把取悦了他的人提出的任何理由，都看作是很好的理由。我在有关拉修律师的文字中，看到了以下的轶事：
“我们知道，在刑事法庭上陈述自己的辩护词的时候，拉修的眼睛一直不离开两到三个他认为有影响力的、但很难对付的陪审团成员。一般来说，他会把这些反对的人尽量争取过来。然而，有一次在外省，有那么一个人，他花了四十五分钟，用他最坚定的论证，也无法说服他。那人坐在第二排的第一个，是第七号陪审员。太让人绝望了！突然，就在滔滔不绝的辩护过程中，拉修停了下来，对刑事法庭的庭长说：‘庭长先生，您能不能让人拉一下窗帘，就在那边，对面，第七号陪审员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了！’第七号陪审员脸红了，微笑了一下，说了声谢谢。最后，此人站到了辩护人的一边。”
卡米耶·代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律师、记者，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革命家、演说家。他起初与罗伯斯庇尔友谊甚笃，后来于 1794 年 4 月 5 日与丹东一起在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被罗伯斯庇尔处死。
想要简明扼要地标示出这些演变的各个阶段是很容易的。在本书结束之际，我们来概述一下这个过程：
假如我们从大线条来看那些在我们之前的文明的辉煌和衰败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能看到什么？
在这些文明的黎明时期，有一小部分人，出身不尽相同，因为变迁、入侵和征服等原因，偶然地聚集到了一起。这些人的血液不同，语言和信仰也非常多样，他们的共同联系，就是对一位首领的法则有着或多或少的遵从。他们蒙昧的聚集之中，有着群体心理特征的最高体现。他们有着临时的凝聚力，英雄主义，脆弱，冲动和暴力。他们身上没有稳定性。他们是野蛮人。
随后，时间会完成它的工作。阶层的认同，不断的通婚，共同生活的必要性，渐渐起到了作用。不同整体的聚集群开始产生融合，形成一个种族，也就是一个具有共同特征和情感的聚集体，遗传会渐渐固定这一聚集体。群体变成了民族，该民族将可以走出野蛮。
然而，它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长期的努力，不断的搏斗，不断的重新出发之后，找到一个理想。这一理想的本质是什么，没有关系。无论是对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大，或者是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种族中的所有个体具有思想和情感上的完美的统一性。
此时，一种新的文明就可以诞生，包括它的制度、信仰和艺术。种族在它的梦想的引导下，可以渐渐拥有一切可以带来光彩、力量和辉煌的东西。在有些时刻，它依然是群体，但是，在群体流动、变化的特征之后，会有一个固定的基质，就是该种族的灵魂，将对一个民族的摇摆不定产生严格的限定，并减少随机性。
但是，在完成了它的创造行为之后，时间就开始它的破坏工作。神灵与人，都无法逃避这一工作。当文明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大和复杂之后，就不再继续发展。而只要它不再发展，它就必定会很快衰落，很快就会出现衰老的时刻。
这一不可避免的时刻的标志，就是支撑着种族的灵魂的理想开始减弱。随着这一理想的黯淡，所有从它那里得到灵感来源的宗教、政治或社会建筑，就开始动摇。
随着其理想的渐渐消亡，种族越来越失去让它一致、统一，为它带来力量的东西。个体的性格和智力可以增长，但同时，种族的集体自私被个体自私的极度发展所替代，随之而来的，是种族的性格的减弱，以及行动能力的减弱。构成一个民族，一个统一体，一个整体的人，最后变成一群没有整体性的个体的聚集，被传统和制度人为地维持，在一段时间内苟延残喘。于是，人们被他们的利益和追求所分化，不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就会要求在任何细小的行为上，都被领着走，从而让国家行使它将所有个体都吸走的影响力。
随着古老理想的彻底丢失，种族最后也就失去了它的灵魂。它只不过是无数孤立的个体，重新成为它在出发点时的样子：一个群体。它会表现出所有的过渡性质的特征，没有实质性，没有明天。文明不再具有任何固定性，听任一切偶然的摆布。贱民成为王后，野蛮人脱颖而出。文明可以看上去依然亮丽，因为它保留了长期的过去创造出的外立面，但事实上，它已经是一个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建筑，没有任何的支撑，只要风暴一来，就会倒塌。
追随一个理想，从野蛮走向文明；然后，一旦这个理想失去了它的力量，就开始败落，消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