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呼吸化为空气
我穿了一件薄薄的蓝色体检服，躺在冰冷的检查台上，向这位新医生描述我的症状。“当然，”我说，“如果这是医生资格考试中的问题，三十五岁，体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初发性背痛，那明显该选 C——癌症。但也说不定只是我工作太拼命了。我也不知道。想做个核磁共振确定一下。”
当然，活着的时候，这些病人是自愿免费捐献遗体的——我们面对这些尸体，用词也很快变成这种现实的反映。教授告诉我们，不要再“尸体尸体”地叫，最好说“捐献者”。当然，如今的解剖课堂比过去那些黑暗的年代进步很多了。（首先，现在的学生不用像十九世纪那样，自己带尸体来。医学院也不再支持去挖人家的坟找尸体。不过挖坟的行为本身，相比直接谋杀已经是巨大进步了。后者曾经特别流行，甚至有个词应运而生，“burke”，《牛津英语词典》上的解释是：“用勒颈或使人窒息的方式秘密杀人，或为了将受害者尸体卖为解剖之用而秘密杀人。”）然而，知道个中细节最多的人，也就是医生们，几乎很少捐献自己的遗体。那捐献者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一位解剖学教授对我说：“如果血淋淋的过程细节会让病人不同意手术，那你一个字都不能说。”
刚开始不久，我在我的捐赠者的横膈膜上划了长长的一刀，就为了快点找到脾动脉，搞得在场的学监既生气又惊骇。不是因为我破坏了重要的组织结构，没搞清楚基本的概念，或者搞砸了未来的解剖，而是因为我做这一切时如此漫不经心。他脸上那种表情，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忧伤，比任何讲座都更深刻地让我理解到医学的真谛。我解释说，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让我这么做的，学监的悲伤变成狂怒，一些教授突然涨红了脸，被学监拖到走廊上去了。
其他时候，这种割舍不下的联系要简单很多。一次，教授给我们展示捐献者罹患胰腺癌之后留下的满目疮痍，问：“这人多大年纪？”
“七十四。”我们回答。
“我也是。”他说着，放下激光笔，走开了。
我记得，纽兰德在《我们如何死去》的开头，写了一个年轻的医学生，独自待在手术室，面对一个心跳停止的病人。绝望之下，他为病人开胸，试图人工恢复他的心跳，那可真的是要起死回生。病人最终撒手人寰，最后纽兰德的导师找到了他，发现他浑身是血，垂头丧气。
我做了个自我介绍。
“哦，好，”她说，“我是梅丽莎。需要我的话，到这儿或者值班室来找我。嗯，你最好注意一下那个叫加西亚的病人，二十二岁，早产宫缩，怀的还是双胞胎。其他人都还挺正常的。”
梅丽莎一边大口咬着三明治，一边向我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信息真是很密集：双胞胎还只有二十三周半大；希望能尽量帮她保胎，不管能保多久，以便让胎儿发育得更成熟一些；至少要超过二十四周，这是培养胎儿生存能力的关键时期，之后的每一天都会好很多；病人在吃很多控制宫缩的药物。这时，梅丽莎的呼机响了。
“好，”她双腿晃荡着从沙发上落了地，“我要走了。你要是愿意，就在这儿待会儿。能收到很多不错的有线电视频道。要么你就跟我来。”
我走到护士身边，请她教我看显示器上那些弯弯曲曲的图像。在我眼里，这跟医生写在病历上的字一样难以辨认，但显然可以预测接下来是平安无事还是大难临头。她点点头，开始指导我看宫缩数据和胎儿心跳对宫缩做出的反应：“这边，仔细看看，就能看到——”
她停下来，神情非常忧虑，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冲进艾琳娜的病房，然后又冲出来，抓起电话，呼叫了梅丽莎。一分钟后，梅丽莎赶到了，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图表，也冲进了病房。我急匆匆地跟在她后面。她打开翻盖手机，给主治医生打电话，连珠炮似的说着各种术语，我只能听懂一部分，也大概了解了情况：双胞胎情况很危险，唯一能保住的办法，就是紧急剖腹产。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一大群心急火燎的人进了手术室。他们让艾琳娜仰卧在手术台上，药物注入她的血管。一个护士手忙脚乱地往她隆起的腹部抹了抗菌溶液，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和我用酒精冲洗了手和前臂。我模仿着他们迅速的动作，默默地听着他们低声咒骂。麻醉师给病人插管，而主刀的主治医生则烦躁不安。“快点，”他说，“我们时间不多，动作要更快！”
我站在主治医生旁边，看他用手术刀划开那女人的肚子，在她的肚脐下面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长切口，就在她那隆起的子宫顶端的下面。我努力跟上每一个步骤，迅速在脑子里搜索课本上的解剖示意图。手术刀所到之处，皮开肉绽。医生满怀信心地切开韧性很足、包裹着肌肉的白色腹直肌筋膜，接着用双手掰开筋膜和下面的肌肉，甜瓜一样的子宫开始出现在视野里。他把子宫也割开，一张小小的脸蛋出现了，接着又被淹没在血泊中。医生伸手进去，拉出一个，又拉出另一个。两个婴儿浑身发紫，几乎一动不动，双目紧闭，像过早掉出窝的小鸟。他们的皮肤是半透明的，能看到下面的骨头，似乎不是两个真正的孩子，更像谁信笔画的素描。他们太小了，比医生的手大不了多少，抱都抱不住，立刻被交给在一边待命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医生，迅速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燃眉之急算是解决了，手术的步调慢了下来，大家都趋于平静，没刚才那么混乱了。电刀烧灼切口，止住了小规模喷溅的鲜血，皮肉烧焦的味道缓缓飘散开来。子宫缝合，缝起来的伤口如同一排牙齿，咬合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去上班，被派给一个新的准妈妈。大家都觉得这个孕妇没什么问题。一切都按常规来，而且今天刚好就是她确定的预产期。我和护士一起跟进这个妈妈四平八稳的生产过程，宫缩频率稳定上升。护士不时报告子宫颈张开的状况，从三厘米到五厘米再到十厘米。
“好，现在可以开始了。”护士转身看着我，“别担心，快生了我们呼你。”
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梅丽莎，过了一会儿，妇产团队被召集到产房：要生了。梅丽莎在门外递给我一件长大褂、一双手套和一双很长的靴套。
“很脏的。”她说。
我们走进产房，我一直有点尴尬地站在旁边，直到梅丽莎把我推到产妇的两腿之间，主治医生的前面。
“使劲！”护士鼓励产妇，“再来一遍，就像刚才那样，不过不要尖叫了。”
尖叫当然停不下来，很快血和其他不明液体也随着尖叫一起喷薄而出。清晰整齐的医学图表完全无法表现自然的天性，不仅尖牙利爪会见血(16)，生命的诞生也是一样。（这可不是安妮·哥蒂斯(17)的照片。）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病房里真刀真枪地学做医生，和在教室里做医学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读书和做选择题，完全不像身负重任采取行动。你也许很明白，自己要头脑清醒，往外拉孩子的头，好让肩膀一起出来，但真正干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万一我拉得太狠了呢？（我脑子里响起一声咆哮：那会造成无可挽回的神经损伤！）产妇每使劲一次，宝宝的头就出现一点，但歇口气的间隙，又缩回去了。每次往外三步，缩回两步。我等待着。人类的大脑承担了这个生物体最基础的任务，而生育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就是这样的大脑，想出了阵痛和分娩部门、子宫分娩和心率监测、硬脊膜外麻醉和紧急剖腹产这样的主意；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大脑，以上这些都有必要进行。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确定该干些什么。主治医生口头指导我，伸手抓住露出的头，接着产妇再次使劲时，我轻轻扶住宝宝慢慢钻出来的肩膀。是个个头挺大的女孩，胖乎乎的，浑身湿透了，至少是昨天晚上那两个小鸟一样的宝宝的三倍大。梅丽莎夹住脐带，我伸手剪断。
宝宝睁开眼睛，张嘴哇哇大哭。我又抱了她一会儿，感觉到她实实在在的存在，接着把她抱给护士。护士把她抱到妈妈身边。
我走到等候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产妇的家人。聚集在那儿的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全都欢呼雀跃，一阵纷乱的握手和互相拥抱。我就像个伟大的先知，从山顶带回新契约(18)的欢乐消息！
生产带来的一切肮脏与混乱消失了。站在这里的我，刚刚抱过这个家庭的最新成员。她是这个男人的侄女，那个女孩的表妹。
“这你就接受不了了？”她说，“很多母亲明知胎死腹中，还是要经历分娩和生产。你想象得到吗？这些人至少还有过希望。”
就像火柴闪动微光，却没有燃烧起来。543 号病房里，母亲在饮泣，父亲眼眶通红，泪水默默滑落：这真是和那边的欢乐形成鲜明对比；出乎意料的死亡，是那么不公平，令人无法忍受……你能去劝他们什么呢？你能说出什么安慰的话呢？
“紧急剖腹产是正确的选择吗？”我问。
“绝对是，”她说，“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如果不做，有什么后果？”
“他们会死。胎心追踪的图表显示，胎儿正遭遇酸血症。不知道是脐带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其他地方出现了很糟糕的情况。”
“但你怎么知道追踪图表的糟糕程度呢？出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个更糟糕？”
“要自己判断了。”
这个判断也太难了。我这小半辈子，最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要法式蘸酱还是鲁宾蘸酱。而这样的判断，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又怎么可能安心做呢？医学实践方面，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在生与死悬而未决之时，单凭这些知识够吗？光靠脑子聪明显然行不通，道义上也需要明确的思考。
不知何故，我必须坚信，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智慧。毕竟，一天前我刚刚迈入医院大门时，生与死还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已。现在，我已经近距离地直面二者。也许贝克特笔下的波卓(21)说得对，生命就是转瞬即逝，太短暂，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须集中精力去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全过程中。我就是拿着钳子的掘墓人。
我一直注意着两夫妻的脸，一开始毫无血色、呆滞迟钝，几乎是神游天外，后来神情越来越振作和集中。坐在那儿的我突然意识到，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与意义的问题，那些所有人在某个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常都发生在医院里。当一个人真正遇到这些问题，这就变成了实践，有着哲学和生物学上的双重意义。人类是生命体，遵循自然法则，很遗憾的是，这些法则就包括一条：熵总是在增大的，生命是无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顺序打乱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陈代谢，而死亡，就是新陈代谢的终止。
有一天，我把一条九厘米长的电极放进病人脑中，治疗帕金森综合征引起的震颤。目标是丘脑底核，躺在脑中的一个杏仁形状的小东西，不同的部分支持着不同的功能：动作、认知和情感。手术室里，我们打开电流对震颤进行评估。我们全都盯着病人的左手，一致认为震颤的情况要好一些了。
接着，病人困惑地开了口，盖过我们纷纷表示肯定的低语：“我感觉……特别悲伤。”
“关电流！”我说。
“哦，现在没感觉了。”病人说。
“那我们再试一下电流和阻抗，好吗？好，打开电流……”
“不，一切都……就是觉得……好悲伤，又黑暗，又……悲伤。”
“把电极拿出来！”
我们抽出电极，重新插进去，这次往右边移动了两毫米。震颤消失了。谢天谢地，病人感觉也不错。
一天深夜，我和神经外科一个主治医生一起动手术，纠正脑干畸形的枕骨下颅骨切除术。这是最要求优雅精确的手术，这个部位大概是全身最难动手术的部位。要到达那里就很需要技巧了，不管你经验多么丰富。但那天晚上，我觉得无比流畅，那些器械就像我手指的延伸：皮肤、肌肉和骨头似乎都是自己打开的，然后眼前就出现了那黄黄的、闪着亮光的、凸起的小东西，藏在脑干深处的包块。
突然，主治医生叫我停下。
“保罗，要是你再往深处多切两毫米，会有什么后果？”他指了指相应的部位。
我脑中掠过一幅幅神经解剖学的幻灯片。
“复视(34)？”
“不是，”他说，“闭锁综合征。”如果我多切了这两毫米，病人就会全身瘫痪，只剩下眼睛可以眨一眨。主治医生的眼睛没离开显微镜。“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第三次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情况。”
科学的方法论是人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因此无法涉及一些永恒的真理。我们建立科学理论，是为了组织和掌控这个世界，将各种现象局限在可控的范围内。科学的基础，就是各种现象的重复出现以及人为制造的客观性。这是很强的后盾，让科学有能力去建立并阐释各种关于物质和能量的主张，但也让科学知识无法解释人类生命中存在主义的本能特性。人类生命本身就是独特的、主观的、无法预测的。也许在组织和研究重复出现的经验主义数据时，科学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学却无法用来解释人类生命中最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惧、爱、恨、美、妒忌、荣誉、软弱、奋斗、痛苦和美德。
这些核心的情感与科学理论之间，总是存在一道鸿沟。没有任何思想体系能够完整地包含人生所有的体验。形而上学仍然停留在提供启示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宽泛（毕竟，奥卡姆的核心观点是这个，而不是无神论）。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神论才是合理的。最典型的无神论者，大概是格雷厄姆·格林(14)的著作《权力与荣耀》里的中尉，他的无神论，来自“上帝不在”的天启。唯一名副其实的无神论，必须建立在创造世界的愿景之上。很多无神论者都喜欢引用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15)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其实在掩饰无神论的一个富有天启色彩的特征：
古老的圣言已经灰飞烟灭，人类终于知道，自己是这冷酷无情的广阔宇宙中孤独的存在，而自己在这宇宙的诞生，也是偶然的。
而我最终回归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牺牲、救赎、宽恕。因为吸引力实在太大，令人叹服。《圣经》里，正义和仁慈，在《新约》和《旧约》之间都存在一种拉锯。《新约》说，从善没有尽头：善良就是人生的目标，你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我相信，耶稣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无论何时，仁慈都重于正义。
不仅如此，也许原罪传递的主要信息也不是“应该时时刻刻抱有愧疚之心”。也许这样解释反而更为恰切：“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善的概念，但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得到。”大概这才是《新约》想要传递的信息。就算你心中对“善”的认识和《圣经·利未记》中一样严苛全面，你也不可能像那样生活。真的不可能，疯子才会那样。
我还从来没想过，可以不负责自己的医疗计划。我还理所当然地以为所有的病人都是久病成医。我还记得医学生时期的我，刚刚开始进入医学实践，对什么都懵懂无知，经常会让病人解释他们自己的病症和治疗手段，问他们为什么出现蓝色脚趾的症状，这个粉色的药片是干什么的。但正式成为医生之后，我从未要求病人自己做决定，我对他们有责任。我意识到，自己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心中那个作为医生的自我在对那个作为病人的自我负责。也许我真的被哪个希腊的天神诅咒了，但放弃对自己病情的控制仿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算可能，那也太不负责任了。
“不管怎么说，特罗凯是特殊的药，需要专科训练医生或者主治医生的意见。你真的想让我大半夜的为这事叫醒别人吗？不能等到早上再说？”
原来如此。
如果他要完成对我的义务，就需要在“待办事项”上加上一条：给上司打电话，难为情地暴露自己的错误。他又在值夜班。住院医生培训的规定迫使很多培训项目都设置了轮班工作制。轮来轮去地，有些人也就变成了“滑轮”，巧妙地利用制度去推卸责任。如果他再拖延几小时，我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这药我一般是凌晨五点吃的，”我说，“我们俩应该都明白，‘等到早上再说’的意思是等到早上查房完再说，也就是说基本上要到下午了，对吧？”
“好吧，好吧。”他说着走出了病房。
到了早上，我发现他还是没开药。
艾玛打了个电话来问好，说她会解决特罗凯的问题。她祝我早日康复，很抱歉整个星期都不在。仅仅一天的时间，我的病情就开始恶化，腹泻迅速加重。我一直在输液防止脱水，但补水速度跟不上脱水速度。我的肾功能开始衰竭。接下来做检查时，我的血清钠浓度已经快达到致命的地步。我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因为脱水，我的软腭和咽头都有部分坏死，从我嘴里脱落出来。我身体剧痛，意识飘忽不定，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来了一大堆专家抢救我：重症护理人员、肾病专科医生、肠胃病专科医生、内分泌医生、传染病专家、神经外科医生、一般肿瘤科医生、胸腔肿瘤科医生、耳鼻喉科专家。怀孕三十八周的露西每天都守在我身边，还偷偷搬进了我原来的值班室，离重症监护室就几步路的距离，这样她晚上好随时来看看我。她和我爸爸也对病情发表了一些看法。
清醒的时候，我能很清楚地听到大家嘈杂的声音，众说纷纭的意见。这在医学上被称为“WICOS”（Who Is the Captain of the Ship，谁是船长）问题：到底谁掌舵，谁说了算？肾病专家不同意重症医生的意见，重症医生和内分泌专家起争执，内分泌专家和肿瘤医生意见相左，肿瘤医生和肠胃病学家争论不休。我感觉到自己也应该负起责任，所以在偶尔清醒的时候，会把目前病情的一些细节打出来，并且在露西的帮助下，努力引导所有的医生，不要偏离事实，进行准确的解读。后来，半睡半醒之间，我依稀听到父亲和露西跟每个医生团队讨论我的病情。我们觉得目前还是应该以静脉点滴为主，一直到化疗的影响消失。但每个团队的专家必须去挖掘属于他们专业的可能性，多做一些检查，主张自己赞成的疗法。不过有的看上去真的没有必要，而且很欠考虑。各种采样检查都做了，约了很多扫描照片，开了很多药。我开始搞不清治疗的进展，时间概念也模糊起来。我要求他们向我解释这些治疗计划，但听着听着对方的声音就渐渐变得沉闷飘散，常常是医生说着说着，我就眼前一黑，几乎都听不全。我万分盼望艾玛在场掌控着一切。
突然间，她就出现了。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
“你都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多星期了，”她说，“但你别担心，你的病情在好转。很多指标都正常了。你很快就能出去了。”我听说她一直通过电子邮件和医生们保持着联系。
“你之前不是说，你可以单纯地做个医生，我可以单纯地做个病人？”我说，“我觉得说不定这样更好。我一直在读科学和文学读物，想为自己找个比较正确的观点，可是没找到。”
“我觉得你光靠看书是找不到的。”她回答。
终于有了艾玛这个掌舵人，为一派混乱的会诊注入了一丝平静。我脑中忽然涌现出艾略特的诗句：
哒密阿塔：小船欢欣地响应
那熟于使帆和摇桨的手
海是平静的，你的心灵受到邀请
会欢快地响应，听命于
那节制的手(22)
我靠在病床上，闭上双眼。黑暗再次袭来，意识渐渐模糊，我终于放松了。
如果一个人高速行动时，时间会膨胀，那要是几乎一动不动，时间会收缩吗？一定会的吧：现在，每一天似乎都缩短了很多。
疲惫成为稳定的常态，反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做医生的时候，在手术室全神贯注地治疗病人，对指针的走动也许的确没有感觉和概念，但从没觉得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而现在，每天的一分一秒都变得毫无意义，每一天整体来看也好不到哪儿去。医学院的培训非常残酷无情，完全是着眼于未来的，一直都给人未知的满足。你会一直思考，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然而，现在的我，完全看不到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也许已经去世，也许没有。也许恢复了健康。也许在从事文学创作。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花时间去思考未来似乎没什么用处，只要想想午饭吃什么就好了。
保罗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高得吓人，这说明他难以承受目前的呼吸活动。验血结果表明，有些过量的二氧化碳已经累积了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这段时间他的病一直在持续恶化，肺部也在逐渐衰竭。他的大脑慢慢适应了高于普通标准的二氧化碳含量，所以人还算清醒。他能够观察各种症状和现象。作为医生，他明白这些检查结果预示着糟糕的结局。我也明白。我跟在他身后，医护人员推着他走向重症监护室。从前，他的很多病人在神经手术前后都在这样的病房里痛苦挣扎过。现在，他的家人都聚集在床边，坐在塑料椅上。“我会需要插管吗？”到了病房，他在 BiPAP 呼吸的间隙问我，“我应该被插管吗？”
那一夜，保罗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和他的医生、家人进行了一系列谈话，最后变成我俩单独的对话。午夜时分，危重医学的主治医生，也是保罗长期以来的良师益友，进了病房，和家人讨论治疗方案。他说，BiPAP 只是暂时的缓兵之计。唯一还能再试试的就是给保罗插管——给他上那种大型的呼吸机。
保罗愿不愿意这样呢？
很快大家就意识到关键问题：这种突然的呼吸衰竭可以逆转吗？
我们关心的是，保罗的病情会不会太严重，呼吸机一旦上去就撤不下来了。他会不会突发精神错乱，继而器官衰竭，先是意识丧失，最后身体也跟着消亡？都是医生，这种令人痛苦的场景我们都曾见证过。保罗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他可以选择不插管，接受“舒适护理”(3)，就算死亡也许来得更迅速，更笃定。“就算我撑过了这次，”他始终想着自己的脑癌，“未来也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他妈妈很绝望地打断他：“今晚别做任何决定好吗，保比？”她说，“咱们先好好休息。”保罗明确表示不要进行心肺复苏，然后同意了母亲的请求。
护士满怀同情地多给了他几条毯子。我关掉病房的日光灯。
保罗一觉睡到日出时分，他父亲一直坐在旁边守着。我到旁边的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希望自己在精神上不要垮掉。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也许就是我人生最艰难的一天。早上六点，我轻手轻脚回到保罗的病房，依然是昏暗的灯光，重症监护仪断断续续地响着。保罗睁开眼睛。我们又谈了“舒适护理”的问题，不准备采取任何特别激进的手段去阻止他病情的恶化。而且，他使劲大声问我能不能回家。他病得这么严重，我担心这样动来动去他会太痛苦，还可能在回家路上就会去世。但我还是说，如果他现在最看重的事情就是回家，那我会尽一切努力带他回去。我们互相点头达成共识。现在的方向应该就是舒适护理了。
或者，有没有可能把这里变成家呢？在 BiPAP 呼吸的间隙，他给出了答案：“卡迪。”
卡迪很快就来了。我们的朋友维多利亚去家里把她接来了。懵懂的她欢天喜地地开始“看护”爸爸，舒舒服服地躺在保罗的右臂之中，拉扯自己小小的袜子，小手拍打着爸爸身上盖的毯子，一会儿咧嘴微笑，一会儿牙牙学语，丝毫没受 BiPAP 的影响。而这台呼吸机继续工作着，维持着保罗的生命。
“他不想接受只是保命的治疗，”我说，“如果他还能度过一些有意义的时光，他想把面罩摘下来，好好抱抱卡迪。”
我回到保罗床边。他看着我，盖着 BiPAP 面罩的鼻梁之上，那双深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用轻柔而坚定的声音，清楚明白地说：“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他的意思是：准备好撤除呼吸辅助设备，准备好注射吗啡，准备好去世了。
一家人都聚集在一起。保罗做了决定后，我们抓紧珍贵的分分秒秒，表达了我们的爱与尊重。保罗的眼中泪光闪烁。他感谢了父母，并且让我们保证，他写的东西能以某种形式出版。他最后一次对我说“我爱你”。主治医生走进来，用尽量坚强的语气对他说：“保罗，你去世以后，你的家人会伤心崩溃，但他们一定会振作起来，因为你给他们树立了勇敢的榜样。”吉旺凝视着保罗，苏曼说：“安心地去吧，我的弟弟。”我强忍着心碎，最后一次和他同床共枕。
我想起那些年我俩一起相拥过的床。八年前，还是医学生的我们也是这样躺在一张单人床上，旁边是我生命垂危的祖父。他在家里，病入膏肓。我们没有过完蜜月就回来分担照顾他的重担。每过几个小时就起床喂他吃药。我看着保罗俯下身子，凑近去听祖父小声提出的要求，对他的爱又加深了几分。然而那时的我们又怎能想象眼前的场景，竟然在如此近的将来，我们就一起躺在保罗自己临终的床上。
二十二个月以前，我们在同一家医院另一层楼的一张病床上相拥而泣过，当时保罗刚刚被确诊癌症。八个月以前，也是在这家医院，我们一起躺在我的病床上。卡迪出生了。我和保罗都在睡觉，互相枕着对方的手臂，那是卡迪出生后我的第一个长长的好觉。我想起家中那张空空如也的舒服的床，想起十二年前在纽黑文与保罗坠入爱河。那时我特别惊讶，两个人的身体四肢竟然如此契合，从那时起，我们都是互相拥抱时睡得最好。我用自己拥有的一切祈祷，愿他此刻也感受到和我一样的舒适与安心。
一个小时后，面罩摘了，监视器也撤了，吗啡流进保罗的静脉输液管。他的呼吸很稳，但也很浅，看上去挺舒服的样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问他，要不要多打点吗啡。他点点头，闭上双眼。保罗的妈妈就坐在旁边，爸爸的手放在他头顶。最后，他陷入了昏迷。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应该大都对保罗住院医生生涯后期我俩之间的婚姻问题毫不知情，但我很高兴保罗在书中写到了这件事。这是我们生活真相的一部分，也是对保罗与我生命的重新定义，这其中有挣扎，有救赎，也充满意义。他被诊断出癌症，就像一把胡桃夹子夹破了我们婚姻中坚硬的隔阂，让我们重新回到那充满营养的柔软内核之中。我们彼此支撑依赖，只求他的身体安好，两人的精神不倒，我们以完全坦诚的爱相濡以沫。我们各自都对很亲密的朋友开过同样的玩笑，说挽救婚姻关系的秘诀，就是其中一人患上绝症。相反地，我们其实是明白了，直面绝症的方法之一，就是深爱——袒露自己的脆弱，满怀善良、慷慨与感恩。他被确诊后的几个月，我们并排站在教堂的一排座位前，一起唱着赞美诗《仆从之歌》。对于共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与痛苦的我们来说，歌词充满了振聋发聩的意义：“我将分享你的喜乐与伤悲／直到这一路携手共度。”
确诊之后，保罗立刻对我说，在他过世之后一定要再婚。而他在整个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种种行动也充分体现了这句话背后的目的。他努力努力再努力，就是要保障我的未来，不遗余力地确保我能继续好好生活，不用担心财务问题，安心工作奔事业，并享受一个母亲的天伦之乐。与此同时，我也努力努力再努力，确保他此时此刻和剩下的时日能过得尽可能地好。我追踪和监管他所有的症状和医疗护理，面面俱到，无微不至。这大概是我医生生涯中最重要的工作。我还支持他的抱负和梦想，在灯光昏暗、安全感满满的卧室里与他拥抱，听他低声倾诉自己的恐惧，见证他的努力，肯定他的勇气，接受眼前的现实，抚慰他的情绪。我们恢复了医学生时代的形影不离，那时候我们连听课都手拉着手。现在，做完化疗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们也在他的大衣口袋里手拉着手。即使天气转暖，保罗仍然穿着厚厚的冬大衣，戴着帽子。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孤零零一个人，永远不会承受不必要的痛苦。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我们待在家里，躺在床上。我问他：“我像这样把头靠在你胸上，你呼吸没问题吧？”他回答：“只有这样，我才知道怎么呼吸。”保罗和我在彼此的生命中都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福佑之一。
他没有故作勇敢，也没有怀着虚妄的信念，认为可以“克服”或者“战胜”癌症。他坦然真诚，自己本来规划好的未来变得无望，他表示悲痛，但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未来。确诊那天，他哭了。看着浴室镜子上我们画的画，写的字——“我余生每一天都想和你一起待在这里”，他哭了。在手术室的最后一天，他哭了。他允许自己敞开心扉，展露脆弱，接受别人的安慰。
我本以为，保罗去世后，我只会觉得空虚和心碎，却从未想过即使一个人去了，你还是能够一如既往地爱他；从未想过我会在强烈的悲伤之余，一直感受到浓烈的爱意与感恩。有时悲伤很沉重，压得我浑身颤抖，呻吟呜咽。保罗走了，而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强烈地思念他。但不知怎么，我还是感觉仍然在过着两人一起创造的人生。“丧亲之痛并不能阻断婚姻之爱，”C.S。刘易斯(7)曾经写道，“这只是婚姻中必经的阶段——就像蜜月。这个阶段的婚姻，也要诚心诚意，好好经营。”我抚养我们的女儿，与家人培养感情，出版这本书，追求有意义的工作。去保罗墓前看他，为他悲痛，也为他骄傲，坚强地活下去……我对他的爱没有停歇，仍然鲜活，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保罗去世后两天，我写了一篇名为“致卡迪”的日记：“一个人死去时，大家都会说好话赞颂他。那你要记住，人们现在所说的关于你爸爸的好话，都千真万确。他真的那么好，那么勇敢。”回想他人生的意义，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首衍生于《朝圣者的行进》的赞美诗：“谁是真正的勇士／请他来到近前……／一切虚妄过眼／他不会在意他人所言／他会昼夜不停劳作／成为朝圣者不断向前。”保罗决定正视死亡，不仅体现了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精神，更说明了他一直以来的为人。保罗的大半生都在对死亡进行探索和思考，并拷问自己是否能坦然诚实地面对死亡。最后，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我是他的妻子，也是见证人。